(本文最初以“经济政策：坚持“积极不干预”为题，刊登于《紫荆》杂志2005年第3期第10-13页)
香港是一个高开放度、高自由度的经济体，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之适应的经济自由理念和经济自由政策。这种经济政策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经济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有助于维护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不利于缓冲外来冲击和减少经济波动，容易造成经济波动的持续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纷争。为了实现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减少经济波动或降低经济波动对相关群体的冲击，香港决策部门应更多地关注各类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相应救助机制的完善。
香港经济的突出特征：高开放度、高自由度
香港是一个地域狭小、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经济体，但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天然深水良港。从地理位置上看，香港地处纽约和伦敦的时差中间站，是国际金融时差24小时运作的重要环节；同时，其地理位置和深水良港的先天条件，也使得它成为连接欧美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重要转运站和国际贸易中心，并成为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市场信息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香港以自由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念，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
在经济发展历程中，香港经济始终保持了高开放度和高自由度的特征。从经济开放度看，香港迄今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它在二○○三年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高达287%，同世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经济开放和经济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孪生姊妹，香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依托国际市场实现其经济奇迹，除了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历程外，更重要的是它始终坚持经济自由的理念和政策措施。香港一贯坚持经济自由的理念，即使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亦奉行坚定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信奉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被人们誉为“经济自由的最后堡垒”和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报告中亦连续11年稳居榜首。
香港的经济自由理念和经济自由政策，体现在香港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微观经济和产业经济层面，香港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政府并不特别扶持或资助特定产业的企业，而是让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和效率提升，企业拥有完全的创立、运营和投资自由。在贸易政策方面，香港只对烟酒和化妆品等少数特殊商品征收关税，且基本不存在非关税贸易壁垒，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都能够较为自由地进出香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香港在财政政策上奉行“预算平衡、略有结余”的理财方针，推行简单税制、低税负的税收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稳定汇率成为货币当局的唯一目标，其优点是能够为企业的运营提供相对稳定并富有吸引力的环境，其缺点是在外来冲击面前缺乏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不利于熨平经济的短期波动性。
简言之，不论是在经济发展历程还是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经济政策层面，香港皆表现出了突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开放特征。这些特征，既是香港经济的突出特点和经济优势所在，同时也潜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联系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在维护微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会使得宏观经济暴露在短期波动之下，并成为香港当前一系列民众敏感问题的源头。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香港目前所存在问题的政策根源，有必要深入探讨联系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因为它是解开香港宏观经济绩效和当前热点问题的一把钥匙。
联系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特点、绩效与问题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经济体几乎都要力争实现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作为基本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则是最基本的政策工具。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决策部门来说，如何结合自身的经济特点、经济发展进程和国际经济形势，恰当地运用各类政策工具或政策组合来实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是其面临的一个最重要课题。
香港是一个高开放度和高自由度的经济体，其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依托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如何保持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如何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关系到香港经济的兴衰存亡。正是基于对香港经济的这种认识，香港政府实际上选择了一个外部均衡优先于内部均衡、并以经济自由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九八三年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模式的制度化，并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绩效。
尽管人们对联系汇率制度的看法存在某些分歧，但它确实是适应香港经济特征的现实选择。作为小型开放经济，香港政府显然无法直接控制时常光顾的外来冲击，以利率或货币供给量等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其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减少外来冲击的影响并塑造相对稳定的营商环境，将汇率这一最敏感、最缺乏稳定性的金融指标稳定下来，就成为香港货币政策目标的唯一选择。通过联系汇率制度来稳定汇率，不仅可以减少国际金融风险、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遏制货币当局无止境地扩大货币发行量的冲动（这种冲动，曾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
然而，联系汇率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由此失去了某些可供选择的经济调控工具。一般地讲，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调控宏观经济的最主要政策措施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通过法定准备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发行货币等手段来影响货币供给、利率、价格乃至汇率等名义变量，后者则通过发行国债、增加税收、扩大政府开支等影响社会总需求。通过积极或消极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有机组合，政策当局可以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节以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然而，在联系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仅以汇率稳定为单一目标，放弃了确定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自主权；一旦挂钩货币（美元）的利率水平不适合香港的经济形势，由于难以通过汇率调整实现有效缓冲，香港经济一方面比较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会因调控工具的缺乏而加深经济波动的幅度。
经济理论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有不同的效力。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小型开放经济的情形下，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无效、但财政政策更为有效；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无效（其作用将被汇率和净出口的变动所抵消），但货币政策有效（开放经济情形通过汇率、封闭经济情形通过利率）。由于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属于固定汇率制度，因此，现有的经济理论以及上文对联汇制的分析都表明，香港的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调控无能为力。那么，财政政策是否能够担当得起调控经济波动的重任呢？
尽管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具有这种能力，但对于香港而言则由于如下原因大打折扣：其一，为了维持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香港实行、也只能实行较低的税率，有限的财政收入和量入为出的预算平衡原则，使得香港财政政策调控经济波动的能力有限、回旋余地较小；其二，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任何刺激内部总需求的政策措施都将有很大比例转化为进口的增加，并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也许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很少看到香港政府主动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社会总需求，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正是货币政策的放弃和财政政策的局限，香港经济在经常性的外来冲击面前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并进而造成了香港经济的波动性。
结合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前后经济波动的实际状况，以及同美国经济波动的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如图1所示）。在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三年间，香港的经济周期基本与美国经济同步（香港和美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28，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但在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以后的相关系数则显著下降（一九八四至二○○三年间为0.25，即使扣除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选取一九九七年前的数据，其相关系数亦只有0.295）。同时，在这两个时间段，香港的经济波动超过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亦显著提高，二者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之比，由1.6增加到2.6。缺乏有力的经济调控工具，是造成经济波动加大的原因之一。
内地因素是减轻香港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上文分析表明，香港经济高开放度和高自由度的特征，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政策组合，使得香港在具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较高的长期经济效率的同时，天生具有对外来冲击的敏感性和短期经济的波动性。为香港长远发展和民众福利计，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前者的潜力、保持这一优势，另一方面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减少短期经济波动、缓解经济波动造成的不良后果。结合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可考虑如下对策：第一，结合香港经济的高开放度特征和内地经济的稳健增长，宜充分挖掘祖国内地的宝贵支持；第二，对于减少短期经济波动，可赋予固定汇率制度下较为有效的财政政策更大的作用；第三，对于缓解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要进一步重视收入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缓冲作用。
具体而言，香港经济的高开放度特征及其同国际市场的密切联系，使得它同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往往会对香港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随着内地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挖掘和强化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发挥香港经济优势和减少经济波动，至少有如下利益：其一，内地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可以为高度敏感于外来冲击的香港，增添宝贵的经济稳定因素；其二，香港历来是内地面向世界的窗口，在内地制造业转型和未来不久的服务业相应升级中蕴含着巨大的、香港已经具有优势和竞争力的商机；其三，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一直关注并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的经济发展，这对正处于转型期并高度敏感于外来冲击的香港经济是格外宝贵的。
从香港内部看，经济理论已经表明其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是财政政策，但香港政府似乎没有充分挖掘其稳定经济的潜力、甚至很少看到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踪影。尽管为了维护香港的传统优势和吸引力而必须采取的简单税制、低税率和预算平衡，限制了财政政策的回旋余地，但在更有弹性的税率、较少效率扭曲的税种和政府债券方面，似乎仍有潜力可以挖掘。这不仅是减少经济波动、直接调控宏观经济的需要，同时还可以为收入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善提供宝贵的资金来源。
收入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是目前香港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根源则在于香港经济的特征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对外来冲击的敏感性和经济波动性，往往会对弱势群体、失业人士和负资产人士带来更严重的冲击。目前民众对于扶贫纾困、减少失业的关注，以及港府关于共建和谐社会的呼吁，其实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由香港经济和经济政策的特征所决定的。香港经济的开放性和波动性，使得香港的贫困、失业和救助等问题，同其它国家或地区没有可比性，因为只有力度更大的救助才能弥补持续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放眼未来，政府决策当局只能做出如下选择：以联系汇率制度减少外来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减少经济波动，以收入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减少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对于一般市民，应看到经济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放弃分歧和相互指责、共同迎接挑战，而不是把责任归咎于若干政府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