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者 序
一
经济学是高度依赖于假设前提的一门学科。为了“用最少的变量解释最多的现实”，所谓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总是以审慎甄别的假设前提为基础，并通过严谨的内在逻辑来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这是古典经济思想、现代经济理论甚或经济计量模型的共同特征，也是经济学科的永恒主题。可以说，经济学家对“最少变量”或简洁性的追求，往往是重大理论创新的前奏；对“解释最多现实”的追求，通常是一种经济思想或理论得以广泛流传并延续下去的基础；而“严谨逻辑”由思想家的自觉习惯转变为技术型学者的有力工具，则或多或少可解释数学方法和计量工具在二战之后的盛行。但不论是“最少变量”、“最多现实”还是“严谨逻辑”，其基石则是出于解释经济现实或构建经济模型所需要、并经审慎甄别或经验检验所选择的假设前提。
现代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曾指出：“一个（理论）体系就是一部想象的机器，发明它是为了在想象中把现实中已经产生的不同活动和结果连接起来。用于执行特定活动的机器，在发明出来之初往往是极为复杂的，随后的技艺家们通常会发现：通过更少的轮子和更少的运动原理，能够更为简单地生产出同原先复杂的机器同样的结果”（《天文学史》，格拉斯哥版全集第三卷第66页），而“更少的轮子或运动原理”往往是精心选择的经济假设的结果或其本身。或如斯密在《修辞学和纯文学演讲》中的看法，“在自然哲学或诸如此类的其它科学中，我们在开始时应制订一些原始的或业经证明的原理，从它出发来说明一些现象并把它们用同样的链条全部连接起来”(格拉斯哥版全集第四卷，第139页)。
正如副标题所示，本书是探讨“经济理论新假设”及其有趣结果的论文集，是作者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进行反思的结果。诚如作者所言，“自《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学家借助于少数几个简单假设，…构筑起了整个经济学专业”（第七章），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理论诱惑力。然而，这些主要基于“简洁性”需要的标准假设，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缺乏足够接近现实的描述、或描述过程过于繁杂，故有必要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或心理学（其假设前提同经济学存在显著差异）的丰富研究成果，对经济学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做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作者承认，这些以不同假设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其模型“通常不适于直接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但经济学家仍应该努力把它们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这也正是本书所录论文试图做的尝试。
本文集作者阿克洛夫1940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先后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士（1962年）和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66年），同年起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1985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1995年当选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耶伦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对不完全信息和失业问题做出过精深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其生于1946年并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结发妻子耶伦，在学术声誉上并不逊于阿克洛夫。她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于MIT、哈佛大学等名校，在1978起同阿克洛夫共度二年英伦时光后同返加州大学执教，1994-1997年间供职于美联储，克林顿政府期间曾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1999年），2004年4月起就任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主席、CEO。特别是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她的美貌和仪态、以及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或至今仍萦绕在国内经济学同仁脑际。
二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这部论文集，收录了2001年度诺奖得主阿克洛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发表的八篇论文。这些论文的构思和写作，正处于现代经济学“伟大时代”的中后期：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带着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对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探寻，经济学领域掀起了空前的理论创新高潮，不仅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理论，而且为后来的诸多新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至少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发。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为例，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卡斯－库普曼斯的“动态优化方法”、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宇泽的“两部门模型”乃至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基础的“D－S模型”，无一不是这个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也正是我们在探寻“经典文献”时，往往要追溯到那个时代的原因。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克洛夫或许基于同样的使命，对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微观基础中的假设前提做了大量的思考，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论文及本文集。正如作者本人的总结（参见“引言”），本文集收录的八篇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前三篇主要同“不完全或不对称信息”有关，其中《柠檬市场》借助于旧车市场等实例，论述了“逆向选择”问题，《种姓经济学》和《标识经济学》则分别借助于“指示器”和“标识化”概念，论证了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的功能与影响；后五篇则探讨了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模型和经济假设中的应用。鉴于国内经济学界在前几年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热潮中，已对前三篇涉及的相关内容有很好的理解，故此处仅对后五篇论文内容作简略介绍（篇幅所限仅以其中前三篇为例）。
《社会习俗理论》（第五章）一文试图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解释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但广泛存在的下述现象：为什么许多不符合个体经济利益的社会习俗能够得以持续？通过对“信仰规范”和“遵守规范”的分析，以及对“声誉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界定，作者构建了一个引入社会规范的经济模型：按照声誉函数，社会中信仰某种规范的人数越多，则一个人不遵守规范的行为所引起的声誉损失越大；而根据扩展形式的效用函数，一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数量和他的声誉，而且取决于他对规范的“信仰”和“遵守”之间的关系：信仰规范但采取不遵守行为的人会损失效用（也许源于言行不一致的痛苦），而既不信仰也不遵守规范的人则无直接效用损失（但要承受声誉损失带来的间接效用损失）。以此为基础，作者论证了该模型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并考察了它在劳动市场上的应用，指出了相对于更为优雅、更为复杂的传统失业理论（如搜寻理论和隐性合同理论），该模型对失业的解释更为现实、更为简洁。
《以“坝址”看待“工作职位”》（第六章）一文通过比较“职位－坝址”之间的相似性和“专有技术－专有资本”的区别，为我们解释结构性失业等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一个适合建造水坝的坝址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假如它已用于一座水坝的建造，它就不太可能用于建造另一座水坝（至少要付出拆迁费用并重建配套设施）；同样，一个工作职位通常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公司不可能有N个总经理。把这种看法同工人的技能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构造一种全新的失业模型。一个低技能的工人，如果他不能充分发挥某一职位的潜在价值，那么即使其工资为零亦不可能获得雇用，因为他浪费了该职位应有的经济价值。不论是中国内地高层次人才匮乏与数亿简单劳动未获充分利用的矛盾，还是港台地区制造业北移后的结构性失业困境，该理论均极具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激励雇主雇用简单劳动的工资津贴等措施，或许会浪费某些职位的潜在价值，并非解决问题之本。
《认知失调的经济后果》（第七章）是成功地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纳入经济模型的范例。作者将认知失调理论调整为如下三个经济学命题，并以之作为构建经济模型的前提：人们的效用受其“信念”影响；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能操控其信念；信念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以海内外高度关注的中国煤矿业为例。或许是养家糊口的压力、或许是“小概率事件等于不发生”的侥幸，某离乡员工到一乡镇小煤矿去采煤。假如他认为采煤有瓦斯爆炸的危险，那么：其一，他将因恐惧遭受效用损失；其二，冒生命危险不是一个明智选择，故同自己理性决策的初始信念相冲突（按照认知失调理论，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聪明睿智）。因此，他会有意扭曲可得信息，把自己的信念向“无危险”的方向调整。先天的、起点处的认知失调（高估自己）和后天的、过程中的认知失调（有意低估危险的信念），最终使得他的行为相对于实际危险而言并非最优。当然，不仅煤矿工人存在认知失调，矿主和涉及经济利益的地方主管者亦是如此，故立法或中央监管有助于帕累托改进。
将社会学（礼物交换）和社会心理学（忠诚）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模型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同样是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成功用于经济模型构建、尤其是经济假设之改进的论文。它们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非谙熟于经济理论并以开阔视野遍览其它人文学科之大师者而不可得。如果说经济学假设前提是烹制美食的原料，那么此文集就是一级厨师以一颗追求色香味的心态，选用上等材料，经过严密消毒手续、按照科学的工艺，精心调制的一桌美食，并在客人用餐之际，顺便介绍一下精选材料和加工过程中的心得。故而，这样一部文集，不独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经济模型和假设前提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因作者总是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实例、用简化的模型和生动的语言讲解经济模型之奥妙，故亦裨益于我们掌握构建经济模型的技巧。当然，作为作者所烹制美食的食客之一，译者仅简要提及个人感受，每个人的角度和口味各不相同，其中滋味尚待读者亲尝。
三
作为一本书，文集收录的八篇论文均是按同样的风格写成的：用通俗的语言、简单的模型、易于理解的实例，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并在精炼或改进经济理论之假设前提的同时，探讨模型构建技巧和现实应用成果。在此术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最主要的感受有三：简洁的行文风格、模型构造技巧和现实意义，不妨赘述一二。
不论是论述方式还是措词的选择，作者总是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尽量用人们熟知的例子和简洁的措词讲述深奥的道理。根据笔者的体会，斯密、马歇尔、索洛和卢卡斯在这方面都是高手：他们都是有大思想的人，但其表述却令人惊奇地简洁。在前文提及的“最少变量解释最多现实”和“严密逻辑”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在“逻辑”方面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高度，那么斯密和索洛则在“最少变量解释最多现实”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有人、尤其是外行或技术型学者把他们视为肤浅）。作为索洛的学生，阿克洛夫亦继承了这一传统，“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夸耀自己”（《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法则1）。该文集命名为《一位经济理论家的故事书》而非较专业的经济学术语，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用意和文集的风格。
模型的构造和分析技巧，也是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几乎每篇论文，作者总会对下述几个方面做出清晰明确的交代：问题的提出、假设前提的选择、模型的构建、模型分析和均衡描述、现实应用和待解决问题等。阅读这些论文，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经济理论的认识、掌握基本论点和进一步研究方向，而且对于我们掌握经济研究方法和模型构造技巧有极大的启发。经济学作为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独具特色、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方法方面。掌握了研究方法，至少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若再加上对现实和理论内涵的理解，则可称为经济学家；但若仅限于具体的理论或观点，则只是永远的学生、书虫、甚或死寂的书柜。
尽管近些年来，经济学开疆拓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它的强大解释力仍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中可以交易的部分。在人的一生中，有诸多对生活有重要影响，但无法纳入市场交易的部分，如爱情亲情、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它们均对人们的生活有重要影响、但却无法直接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故以人的效用或福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没有理由固步自封，而应积极汲取其它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地，在西方等市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人类行为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可纳入市场交易领域，但在转轨和欠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东方社会）中，等级观念、封建血缘、市场分割以及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效力的礼仪规范、种族禁忌等，仍有相当的影响力，故更有必要将其它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分析之中。因此，这些论文对于我们这样的民族、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经济体，或许更具启发意义。
由于工作关系和个人原因，此文集翻译断断续续接近两年，它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译本责编薛捷先生多次催促和尽心尽责编审的结果。同时，译者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各位老师的教诲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事的帮助和香港同仁的理解，令我在现实的喧闹中得以纵情于理论享受。在发达商业社会中沉浮，宛如疾驰于高速公路，忙碌、紧张而又盲目，而维多利亚湾侧的中央图书馆，则或许是不多的一片净土，使译者能在紧张而又盲目的生活间隙，偶尔审视脚下的路、感受人生的意义，本书译稿多数完成于此处。在繁杂的工作之余翻译这部经典之作，无疑倍感辛苦，但从中亦收获颇丰，至少可以尽享逻辑的优美和理论的快感，故衷心感谢阿克洛夫的理论贡献和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给予我的享受机会。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稿恐有不少不妥之处，其责任自应完全归于译者。
译 者
香港·清华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