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还是老的辣：茅于轼张五常说到了点子上

10天以前，也就是2007年的8月13日，国务院发了个紧急通知，要求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副食品价格稳定[1]。通知说，“近期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明显上涨，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带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是粮食、猪肉等，这与当前国际市场粮油及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等密切相关，但也存在少数经营者趁机合谋涨价、哄抬价格等现象，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损害了群众利益。对于当前某些产品出现供求偏紧、价格上涨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些问题正在得到缓解。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认识不到位，行动不迅速，执行不得力，措施不具体等问题，使中央出台的政策没有及时得到落实，延缓了副食品生产的尽快恢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切实落实各项政策，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副食品价格稳定”。在讲了这一大通话以后，通知提出了五项措施。一是切实抓好秋粮生产。 二是认真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三是切实保障副食品市场供应。四是加强副食品市尝质量和价格监管。 五是切实安排好困难群众的生活。通知最后强调， 副食品生产、供应和价格影响物价总水平，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迅速行动，切实落实“菜篮子”市长（行政领导）负责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自抓部署、抓落实。要加强监督检查，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情况，要作为对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内容。凡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落实、不执行中央出台各项措施及相关工作要求或组织不力、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部门负责人的领导责任。那个通知发出不久，中国人民银行8月21日宣布，8月22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33％提高到3．6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84%提高到7.02%。 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上调0.09个百分点。

无论是国务院要求保障副食品价格稳定，还是央行的第四次加息，表明政府开始调控目前的经济形势。关于目前的经济形势的性质，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出现的了明显过热的迹象，需要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抑制，这是中央的判断；有的则从金融与货币发行的角度考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目前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其博客中撰文，《理解通胀 应对通胀》[3]。在文章中，先生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上个月的物价指数比一年前上升了5%，超过了一般认为正常的程度。而且从趋势看，通胀似乎正在发展，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茅老为文一直以朴素著称，不卖弄学问，不故作玄虚，娓娓道来，大家风范。茅老从什么是通货膨胀讲起，讲到目前的的经济形势。按照茅老的理解，中国现在经济的问题是钞票发多了。由于钞票发多了，当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

   “钞票一旦多发，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美国这个滞后超过24个月。相反，发现通胀，立刻减少货币供应，也得两年后才能够见效。在我国，虽然有许多行政控制的手段，这个滞后期也未必能缩短很多。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4%，经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次年降到17%，第三年降到8%。宏观调控的代价是经济增长率降低四个百分点，华南的房地产业全面暴跌，其后果一直延续至今，烂尾楼陆陆续续还在爆破。那次通货膨胀的来临也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1991年就有3%的通胀，1992年上升到6%，1993年达到了15%。已故的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好像喝醉酒，喝的时候非常痛快，但是治理的时候非常痛苦。所以对通货膨胀要严加防范。

“通胀既然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是中央银行、货币委员会、商业银行、外汇管理局及证券业的事，不是商务部的事。管一下欺行霸市，价格串谋，当然有好处，但是解决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将通货膨胀怪罪于农业歉收、石油涨价、工会抬高工资、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出现，会不会发展到跟1994年相仿的程度还很难说。从过去货币发行来看，数量非常巨大。因为中央银行多年来用人民币购买美元，一方面发生大量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又有巨额人民币投放进入市场。虽然中央银行用票据收回了大部分，但是这些钱的所有者不是中央银行，而是民间企业或居民。不同的票据变成现金的难易程度不同，如果企业和居民愿意变现，将证券换成钱去买物，就会有大量货币流入市场，物价就会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也很多。首先是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其次是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还可以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商品的供应，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会降低经济增长。所以医治通货膨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通胀降下来，同时不让经济增长率受到太大的伤害。我相信各种措施会随着事态的发展，适时出台”。

归纳起来，茅老的看法是，从价格指数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靠价格管制（商务部的事）来完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中央银行用人民币购买美元。既然通货膨胀是因为钞票发多了，当然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只能靠管制或者回笼货币的办法。

茅老认为，中国目前人民币投放过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央银行购买美元所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茅老可能忽视了另外一个原因，即从去年开始，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军职人员、公务员以及普通职工的工资。而农民的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这次物价上涨首先从农产品开始，就是市场的一种自发调节措施。这一点，张五常先生就看得比较透。张五常先生在其博客中，以轻松辛辣的笔调这样说：

“近北京公布通胀上升加速，是大新闻了。与去年七月相比，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五点六，其中农产品之价上升尤甚，是百分之十五点四。媒体纷纷求教，只覆一处，说：「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你要先听哪一则？」是女孩子访问的，聪明兼漂亮，难道老人家动了凡心乎？女孩子说要先听「以喜」的那一则。

一时间我有无限感慨：神州大地满是伪君子！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大家不是抢着说要改善农民的生活吗？人均的农地面积那么小，而这些年数之不尽的农作青年随着流动人口流到工业那边去，加上炎黄子孙的袋里多了一点钱，要吃得好一点，农产品之价岂有不升之理？我反对福利经济，反对补贴农民，但同意取消农业税，而更喜欢见到的是农产品之价上升了。这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事，不出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大好转。三年前农产品之价明显地上升了，我高兴，这次升得急，大吉大利也。朋友，要协助农民的生活吗？长贫难顾，补贴不是好办法。多花一块几毫购买他们的蔬菜，才是通过市场来协助农民的妙方。

在北京的物价指数内，农产品约占三分之一。算起来，农产品之价升百分之十五点四，非农产品之价的升幅只百分之零点九，近于零。如果要物价指数整体的升幅是零，即是说毫无通胀，那么非农产品的物价指数要下降百分之七点七。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物价一定要上升，中国的农民才有希望的。最近的指数，显示这相对物价上升了百分之十七点一，是大好形势，可喜可贺也”。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五常并不相信中国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在讲了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可喜可贺之后，张教授话锋一转“转谈「以忧」的一则吧。中国的物价指数何止上升了百分之五点六？一年来，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七强。从经济逻辑说，币值上升，物价指数理应下降才对。这次币值上升而物价指数又上升，物价的真实升幅应该是百分之十以上。跟与美元挂勾的港元相比，一年来人民币兑港元上升了百分之七强，国内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五点六，从香港游客的角度看，以港元兑换人民币到国内消费，国内的物价升幅约百分之十三。不是说百分之十三才是去年中国物价的真正升幅——对香港游客来说当然是——但因为国内的对外贸易一般以美元结算，通过外贸与外资的进入，这百分之十三的物价升幅早晚会大约地传达到中国人民的消费那边去”。

作为经济学家，张教授忧得还是通货膨胀。“农产品之价上升了百分之十五点四是佳音，而非农产品之价只升百分之零点九也不是坏消息，然而，因为人民币的币值上升了不少，国内的人从旅游或物品进出口的物价变动衡量，国内的物价是大幅地上升了。这可能引起国内的人对通胀形成了恶性预期，而这预期一旦形成了，不容易改过来，就算央行能成功地大事收缩人民币的币量供应，改变通胀预期所需的时日不短”。

可能怕承担责任，张教授接着说，“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通胀预期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也不是说因为最近公布的物价指数与人民币值的上升，这预期早晚会出现。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只是说，如果有通胀预期这回事，近今的数据变动逻辑上是通胀预期的成因”。

张教授提出了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办法，即建议北京把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作为人民币之锚。“只要这篮子的物品选得适当，人民币之锚稳守，通胀可以一次过地解决，而通胀预期必去如黄鹤矣！这个以一篮子为锚的货币制度我解释过多次，这里不重述。以近今公布的物价指数为例，升幅百分之五点六，其中农产品升百分之十五点四，非农产品升百分之零点九。如果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而该篮子有北京统计物价指数所选的物品有同样的代表性，那么坚守这篮子的指数不变，如果农产品的物价上升了百分之十五点四，非农产品的物价一定会下降百分之七点七——通胀率是零。为锚的一篮子物价指数既可调高，也可调低。我认为每年调高百分之二，即让物价上升至百分之二，是可取的”。

同茅先生一样，张教授也认为中国目前的通化膨胀的来源主要是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解决中国通货膨胀的法宝在于解除外汇管制。“有了一篮子物品的依凭，要纾缓人民币上升的压力，北京大可解除外汇管制，把人民币推出国外。人民币外放国家有钱可赚，而有了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维护，通胀无技可施。央行把人民币外放，要放到人民币的上升压力毫不存在为止。每放一元，国家赚一元。如果人民币的币值因为外放太多而偏高，回头走，国内会有通胀的压力。如果每年的物价调高百分之二不够，或守不住，央行大可把人民币收回来。外汇储备那么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何难之有哉？何况，把人民币大量外放，在强势下外汇进帐如猪笼入水，储备之高天下奇闻矣。”

介绍完了两先生的观点，我再狗尾续貂一番。一，中国经济现有三家马车拉动，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消费。现在的问题是前两驾马车劲大，后一驾马车劲小。出口大了，外汇储备高，加之人民币定值低，等于中国人给外国人打工；再一个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用人民币买美元，出口越多，通胀的压力越大。所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尤其是靠基建投资拉动，这是个老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在整个投资中，针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少，第三产业投资少，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在今后，从国家发改委开始，一直到地方的发改委，应当高度关注第三产业投资。这个方向不能错。我认为，应当把投资于基建的投资用于第三产业上。比如山东省计划在2007年至2010一年之间要修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我计算了一下，这1000公里高速公路修起来，需要投资410亿元，占用耕地60000亩。如果山东省少修500公里，而把剩余的土地与资金用来建大学，可建20所像样的大学。山东的路已经很好，但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差，山东应当进行一下投资结构的调整。中国应当更好的用这三驾马车。就靠增加消费来拉动。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能只给城市人涨工资，搞补贴。农民也应当增加收入。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收入的绝对值，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大大低于城镇居民，这就不对了。农民也是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喊了好多年，但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就很少了。为什么这样？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没有话语权，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人真正为农民讲话。副食品价格涨，政府马上给城里人补贴；若非农产品价格涨，就不会有人马上给农民以补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应当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通过减免税等方式，农民得到了实惠。但毕竟比起城市居民来，那要少得多。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孔老夫子在2500年前对执政者提出的警告。我想，还是有必要再重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