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国家演变过程中，英国从一个地处偏隅的岛国强势崛起，第一个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一个发生了工业革命，第一个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霸权。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说，在众多国家从中世纪奔向近代的历史竞赛中，英国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作出的选择方案是最有效率的。
英国取得强国地位与其最早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直接关系的。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最紧要的条件是私有产权得到保护，这样才能激励企业家在法治的交易环境下组织资源要素进行生产。资本在英国发现了圈地养羊和出口毛纺织品的利润创造机会，同时王权又需要与掌握资本的乡绅和工商业主合作来扩大权力和收入来源。在这种相互合作但也伴随斗争的曲折发展过程中，英国领先于其他国家开创了以议会、枢密院和治安法院为特征的三权分立体系，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壮大建立了政治制度铺垫。
随着毛纺织品从海外贸易中带来滚滚利润，席卷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把耕地变为牧场，彻底改变了旧式农业生产关系，催生了最早的一批资本家，他们以资本运作维持牧场经营，生产羊毛加工成品，出口海外，形成了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因素的新经济力量。这些人有的是旧贵族、修道院僧，有的是具有一定规模地产的乡绅。他们在这次生产方式变革中积累了巨额财富，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因而有条件晋身为官员、律师，这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个阶层在国家各级权力机构中的话语权。
对当时的王权来说，从这个新阶层获得的税收是一笔重要的收入。特别是在都铎王朝早期，享利七世从国外统兵入主英格兰，资本积累并不雄厚。王权需要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乡绅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合作，才能维持这一项经常性的大宗收入。由于听命于罗马教皇的英国教会控制了国内大部分的税收收入，王权发动了宗教改革，对教会财产的传统财务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和变革。在这次国家收入大转移的过程中，王权任用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主持国家的财政、行政和司法机构改革，颁布的一系列议会法案和制度不仅有利于稳定王室收入，而且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王权与资产阶级的相互合作并不是始终紧密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也非常激烈。王室为了发动战争征用重税的几项议案均被议会否决。这段时期王权与议会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但总的来看，王权的力量是逐步削弱的，议会的力量则逐步加强。这与英国民族在《大宪章》签订后形成并长久贯注于人民心目中的自由和契约理念不无关系。从那时起，王权和民权各自有了明确的边界，任何一方越界都会遭到另一方强烈反抗。之后的英国革命、议会改革等事件无不闪耀着自由和契约精神的光芒，对英国宪政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由封建君主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变革的过程总体上是温和的，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因而国家是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实现了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增长。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部分不是资本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国家在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最终建立了完备的政治制度框架，为资本创造利润造就了法治的交易环境，使资本产出率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决定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持续稳定地增长。而在这个长达几百年的反反复复的过程中，能够推动英国宪政成功变革背后的神秘力量或许就是贯注于人民血液中的那股自由和契约的理念。
2009年6月30日
注：本文原始素材取自
①郭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16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②钱乘旦，许洁明：《大国通史：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