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攀比与储蓄观如何在儒家文化下寻得平衡？
陈希
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学系
(已发表)
中国人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态，这反映在社会分配的各个领域。人们对各自福利的度量中不仅有自己所消费、收入的绝对量，也包含与周围人的比较。如果我们的收入上升了，但上升的幅度小于周围人，则我们往往会感到自己的处境变差。其实，福利的相对考量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其他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有。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综合分析世界上很多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后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提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他的一系列研究被另一位著名学者，英国Warwick大学的Andrew Oswald继承和不断发展。此外，拿与我们发展情况最为接近的印度作比较，我们会发现，印度依然盛行的种姓社会里广泛的存在着人们的相对福利观。一些实验经济学的结果表明，当一个种姓群体的整体收入相对其它种姓群体的收入提高时，该群体中某个绝对收入没有改变的个体并不会因为其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越感增强而感到福利改善。相反，他们因为该群体中周围人的福利改善而感到处境恶化。
对于相对福利的追逐导致了攀比性消费的蔓延，而哪些可以称得上是攀比性消费呢？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Ori Heffetz研究发现，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显示性，消费时能够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负外部性。比如，家里的一顿丰盛的饭菜并不会给邻居的观感带来太大的挑战，不过一栋豪宅、一辆名车倒是能够掀起一阵不小的议论和攀比。我们知道，收入一定的条件下追求地位性消费品会减少人们对非地位性消费品的关注，使得人们从商品本身得到的效用降低，而引起的周围人的一轮轮的攀比则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下降。攀比性消费维护了面子，在一个社会资本因为快速市场化而急剧下降的社会里，面子的大小又决定了地位。地位则可以帮助人们重建社会网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人们有不因个人物质丰裕程度不同而羞愧的基本权利，而在社会分层、利益逐渐固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对这一权力的主张并非易事。我们看到，民工群体很难融入城市社会阶层，因为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也看到，城市低收入群体由于无力承担毗邻优质教育资源地区的高房价和高学费，其子女无法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利。教育也成为了富人追求其地位、并希望把这种地位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的攀比性消费。
城市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并不像农村那样突出，源于农村不具备城市里的正式制度安排，如商业保险、投融资市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自然灾害、家庭内部的重要事件都可能将一个农户家庭带入贫困状态。乡土社会依靠的更多是邻里间的非正式互助。而非正式互助网络的建立和拓展要靠感情的联络来维持。顺理成章的，传统节假日以及婚、丧、嫁、娶等为感情的维系提供了场合。收礼人的社会地位、远近亲疏程度决定随礼多少，相互间是否今后用得着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在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人和周围人都难免存在一些联系，或亲情、或友情。所以，随礼往往不是有与无之分，而是多与少的区别。
自古至今，中国文化中体现出非常讲求“面子”的因子，并且高人口密度加深了人们的攀比竞争和迁移机会的稀缺。少量不均等的迁移机会伴随不菲的迁移收入进一步剥夺了留下来的人。人口多的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特殊的户籍政策，人为地使大量农业人口与外界市场隔离。经济学家Marcel Fafchamps等人对东南亚诸国的研究表明，与外部市场的隔离会更加显著的增强人们对相对福利水平的关注。于是，我们看到了城里飙升的房价，以及盛行的礼尚往来之风。我们也看到农村里各种名目的随礼、越来越难以承担的嫁妆和聘礼、拔地而起的喜房（即使新人婚后立刻回到城里打工）、延绵数日甚或数周的红白喜事。这些维系社会网络、挑战现有社会地位的社会消费在城乡内部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着。在一些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地区，由于农业仅能保证温饱，加之缺乏融资手段，通过献血后的营养费补贴维系社会网络、供养下一代教育的案例令人触目惊心。攀比消费对家庭财产和肉体的掠夺让人担心生产性投资的匮乏如何维系明天的福利。
与高攀比消费对应的是高储蓄率。我国居民储蓄率近二十年来一直维持较高水平，虽然增长幅度有限。储蓄率偏高有多个原因。其一，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孕育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投融资体系，居民大额消费支出仍然依赖于家庭事先的大量预防性储蓄；其二，受到我国紧密的家庭结构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共同影响，社会对家庭依赖程度高，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大量社会责任；其三，人口结构对高储蓄率影响很大，这又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目前的青壮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较高，致使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将来医疗、养老之需。第二，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加剧了男孩子家庭在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通过学历、住房、汽车等的拥有释放信号，而这些大额支出都来源于家庭的事前储蓄；其四，受儒家思想影响，我国居民有崇尚节俭、自律、提倡克制、中庸、反对奢华等传统。因而，当与同中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较（如拉美国家并不富裕但储蓄率也并不高），这一历史因素就显得重要；其五，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本身也决定了大量收入转为储蓄，导致储蓄率高于正常比例；最后，已有的研究甚至发现，在完善的市场建立之前，一些人通过储蓄获得了经济安全，该行为极有可能被周围人模仿。同时，私人财富的积累（如储蓄的积累）同攀比性消费一样提高社会地位，并在长期中产生崇尚储蓄的社会标准。
高攀比消费与高储蓄并存的局面在居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简单的加法原则决定了等式一边不变的情况下另一边取和的两项不可能同时增加。是什么因素使高攀比消费与高储蓄并存？一个最先想到的解释是，虽然高储蓄是一个整体概念，但攀比消费并非涉及所有类别的消费，而只是那些可以显现给周围人的消费。但直觉告诉我们，不易显现的消费主要涉及生活必需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商品占消费的比重必然是下降的，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是一个很好的度量。攀比消费即使不是消费的全部，也将占据总消费的越来越高的份额，从而能够代表总体消费攀升的趋势。城市里急升的服装、住房、医疗、教育、人情礼往的价格都可以验证这一直觉，乡村里耗尽整年收入的婚丧嫁娶支出也是随处可见的，而所有这些被提及的支出被认为是与寻求社会地位有关的。追溯历史，高攀比消费与高储蓄率并存的局面始终与中国的文化发展相连，并非今天一朝一夕才有的，因而我们应当在历史中寻找与高攀比消费和高储蓄构成稳定三角的那个平衡点。
当我们放松上文中的收入水平一定的假定，儒家文化对中国深远的影响给出了一个暂时可以接受的答案：对高相对消费与高储蓄的渴求鼓励人们辛勤的工作。换句话说，提倡辛勤工作、追求高相对收入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标准。
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孔夫子推行的儒家哲学深刻的影响着千百年来的统治者，并成为中国民间修身、齐家的行为准则。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笃信努力工作，这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能够得到广泛支持。例如，在欧美求学的留学生中中国学生往往最为勤奋，这与儒家努力工作的信念不无关系。孔子教诲学生，学而时习，就能不断完善自己；儒家学说也通过家庭推动着人们的成功。儒家学说中，家庭居于核心地位，引导着人们不仅仅为自己，也为光耀门楣而努力工作。舔犊之情无以报偿，在人们心中，始终有着强大的责任感乃至愧疚感。中国自古就有“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内部的分工表现出各尽所能的平等特征，力图创造最大的相对周围家庭的收入。今天，中国的城市里夫妻双方都在外辛勤打拼的所谓“双职工”非常普遍。反观穆斯林文明、犹太文明，抑或是我们的邻居、受到儒家学说影响小于中国的日、韩两国，这一现象并不明显。家庭成员合作以最大化家庭福利的动机虽然相似，但追求显性收入（如工资）最大化的动机却不如中国的家庭那样明确；儒家学说所提倡的努力工作也推动着中国乃至东亚经济的成功。克鲁格曼曾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文章中称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的经济为“汗水经济”，虽然这个称呼有对于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的偏见，但我们的劳动者离土离乡，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世界工厂”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至今已有三十年的人类经济增长奇迹。
可能正是辛勤的工作与高攀比消费、高储蓄构成了至今稳定的三角，使历史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维持、延续。[1]今天，当讨论眼前这一问题时，我们可能最关注的是“稳定的三角”是否可以继续稳定。工作、消费与储蓄的三角在特定的儒家文化下已经屹立了千百年，根据惯性它没有理由不继续稳定存在，但应当提出我本人乐观情绪背后的几点担忧。
虽然自人类农业文明以来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竞争，但额外的担忧源于我国前无古人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其一，经济快速增长下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正前所未有的加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相对剥夺可能通过更加激烈的消费攀比和更高的预防性储蓄需求对“稳定三角”的另一端（即：为追求高相对收入而辛勤工作）施加强大压力。然而，追求高相对收入的空间和弹性是值得商榷的；其二，经典经济学中认为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过度的不平等将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飙升，加剧“稳定三角”的不稳定性。如果像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储蓄也具有攀比性，并且也可以成为人们效仿的社会标准，将加大人们增加收入的压力和总体经济循环的阻力；其三，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政府所得比重快速增长使得两者储蓄剧增，而企业、政府中超额分配的一部分应当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但这项工作尚未有效开展，可能将成为国民调节储蓄、平衡“稳定三角”的滞肘。
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