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二次探底”的对策思考
申文军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世界经济增加了新的“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和金融市场、心理预期在全球放大这种可能性，增强“二次探底”的确定性。在判断世界性危机时，要注意“二次探底”的时间性（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其反复的地域与时间问题要加以研究）和空间地域性的组合问题，就是说，“二次探底”有可能不发生在美国，而是因希腊问题的产生，或导致欧洲“二次探底”，进而导致美国复苏中断，进而导致中国发生问题，这样，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
中国推出股指期货后，国际热钱在做空中国，而国内金融领域炒家不是其对手（见 张庭宾《A股意外大跌说明本土力量已边缘化——股指期货令国际热钱更有效操控A股》），这一是将导致国内财富的被洗劫，二是通过负的财富效应导致国内需求的缩减；再就是贸易问题，若欧洲、美国发生问题，将导致对外贸易的萎缩，外需缩减；三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可能导致房地产投资的缩减，进一步通过产业关联性，导致内需的缩减。这三种主要因素，其的叠加效应，会使中国经济“二次探底”。至于中国的“二次探底”和美欧日经济的“二次探底”孰先孰后，笔者认为，只要这种叠加效应被错开，中国应在最后，从而以中国在最后的形式，世界经济“二次探底”。这是在“二次探底”必然发生的前提下的判断！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主要论述见《李稻葵：中国经济不会二次探低，产泡沫确实有》）！尽管如此，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制订应对“二次探底”的预案，并要未雨绸缪，围绕错开叠加效应，进行我们的政策安排。一是通过我国国家主导的金融体制在防范风险和博弈方面的优势，借鉴香港在1997年的做法，力挺股市；二是对房地产市场，在坚持价格调控的同时，围绕保障性住房进行政府主导的投入，确保房地产市场投资的不减少，以带动相关联的实体经济的增长，这种政策的实行，并要和中国房地产市场体制的未来目标预期相结合，实现带动经济、保障民生和体制目标的三赢。中国的房地产业的未来体制构建，一是要确保对民生的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二是要确保城镇化进程的效率问题，三是要坚决避免房地产业的过度投机性以及其经济利益分配机制导致的中国经济整体上的、长远的机会成本问题，如对实体经济发展、高科技产业崛起和居民消费型经济的形成的负面影响。这三者具有重要的正相关性。我国应在保障房比例、房地产企业结构构成（这可以削弱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机性，美国的大房地产企业都有自己的设计公司、建筑公司，这是他们能做大的重要原因，见时寒冰《中国能出现世界级房地产公司吗？——为《环球时报》写的命题评论》）、政府从房地产财政中解放出来、农民们在土地转让中享受更多收益等方面，构建中国未来的房地产业体制，争取在5到10年中实现，利用此，也可对现在的房地产业进行一种预期管理；三是继续启动国内需求，规避外部需求的萎缩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房地产的政府主导投资应是其一部分；四是积极向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和教育、医疗民生领域投资，在应对危急中，寻求经济转型的逐步实现，以谋求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结合；四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一定的速度的基础上，进行体制改革，增加经济社会的总体性可持续发展水平！
只要中国把国内问题解决好了，将可以对动荡的世界经济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加上欧盟对希腊的援手和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积极应对和国际间的协调应对，使世界经济可以避免走向“二次探底”，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中，通过良性的调整和各种改革，释放导致系统崩溃的正反馈能量，避免恶性的调整，却把必然要发生的调整主动地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