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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堵车与中国的人情

  与中国其他的传统佳节一样,自今年中秋节前一个多星期开始,全国主要城市出现了大范围堵车,其中以京城为最。京城大堵车原因很多,进京车辆大幅增加则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而节日期间却鲜有堵车现象发生。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分析,节日送礼车辆大增是各大城市堵车的主要原因之一。送礼的形式很多,有以中秋、十一、元旦、春节等传统佳节之名请客吃饭,感谢领导过去的关照,当然更少不了满载厚礼相赠。有人开车送礼,还有人飞去送礼,而一些手握权力和资源的部门,自然成为被公关的重点。据熟悉内幕的人士透露,因为需要送礼的对象太多,一些单位甚至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公关。部门中往往每个人按区域、单位划分责任田。总之,请客、送礼、拉关系的风气已经成为难以医治的顽症。尽管各级部门总是在节前三令五申出台禁礼令,但这似乎并没有挡住送礼者的脚步。而节日伊始,该送的礼送了、该设的饭局设了,街道恢复平静,令游客蜂拥而至带来的道路压力相形见绌。

  仅以今年的中秋节为例,仅香港市民浪费的月饼数量就达到187万个。这些月饼堆积起来的高度相当于香港地区75座海拔957米的最高峰——“大雾山”。数据来自民间的环保团体,统计方法也很简单,有代表性的调查居民买的数量和各种消费的数量,就可以大体掌握浪费的数量。数据具体的可怕程度不必细究,毕竟香港只是整个中国之一隅,即使香港的浪费量少了一个数量级,丝毫无助于缓解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月饼重在包装,是典型的显示地位的消费品,其成本高低几乎完全取决于包装的考究程度。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既然是地位消费品,收的人远比送的人集中,那么那些相对少数的收月饼的群体如何在中秋结束前处理掉扎堆的月饼呢?扔为“上策”。月饼不适于保存,也因为高热量而被广泛认为是不健康食品。收月饼者的这些顾虑可能进一步强化扔的动机。更有甚者,一盒盒的月饼仅被用作送礼的载体,巨额红包则身藏其中。这客观上也加剧了收礼者扔月饼的行为。

  在月饼的巨大浪费这件事上,环保团体的建议很有意思,他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经济环境转好而出现浪费的陋习。可我们要追问的是:人情礼往真的主要取决于经济冷暖吗?这其中有没有更重要的、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呢?

  作为这个世界上仅有的未曾间断的绵亘古今的文明,中华文化秉承着非常传统的行事原则。其中,人情与面子成为中国人最大的生存规则。面子通过人情的往来维系并加强。无论当官、挣钱、娶妻、生子,人情往来皆贯穿其间。林语堂在《中国人》描述道:“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林语堂又精彩的阐述道:“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与自尽。”总之,面子在林语堂所处的旧社会是践踏规则的能力。面子大小就是践踏规则的能力大小。如果一个人能够公然违背法律,那么他的面子就会大得不同一般。如果他能够代替法律,那么自然是面子最大的时候。

  旧社会的面子观主要是属于掌握权势者的,所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代夫”。令人担忧的是,维系面子的人情礼往在今天更广泛的生根发芽。在民间,人们常说“人情比天大”,各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屡见不鲜。民间的往来,小到一件事的办成,其背后是人情与面子的传递,如果人情不到,即使合理与合法也苍白无力。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以及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面子虽没有了在旧社会主宰一切的“神奇”力量,但他足以大大放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值得我们警惕。社会学者的一个广泛共识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大小,而传统面子、人情观正通过这一短板阻碍今天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改革使我们的物质日益丰富,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积累了发达国家需要百年方可积聚的物质财富。然而,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信赖感正在流失,例如犯罪频发带来的人心惶惶、食品安全的缺乏公信、慈善和见义勇为的缺失等。

  为什么送礼者众而见义勇为者寡?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的人情交往仍然深受千百年来以物易物、以情换情的初级阶段的影响,效率非常低下。今天我给你一个恩惠是希望你明天能还我一个恩惠,如果恩惠的交易是通过第三方完成的,则感情的交换就变得不确定了。进而,如果两两间恩惠交易的完成是通过整个社会为媒介的,那么感情往往无法传递。所以,我们看到公交车上少有人给老弱病残让座,因为人们不寄希望于受益者回让座位给自己的小概率事件在将来某一天发生。人们更不认为通过一己的善举能够带来全社会让座的好风气。至此,传统社会的面子、人情交换在现代社会中失效了。让座行为如此,见义勇为亦然,以至于多少犯罪行为和自然灾害的受害人、受困者在众人的观望中消失。社会中彼此隔绝的个人往往缺乏行动的力量和动机,从而社会机器运转的齿轮生锈,频频发生故障。

  毫无疑问,社会资本的积累首先要完善亲友间既有的纽带。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了这样的“社会资本”,如同存钱在银行里,有助于抗风险和提高生活质量。然而,传统的“社会资本”如同以物易物的市场的交换媒介,你想用米换肉,就得等来愿意用同样质地肉换米的人出现。如果双方在交易规模上有所分歧,生意也做不成。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应停滞于这一低级阶段,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资本”需要的是出于高级形态的可一般化的“关系”。给老弱病残让座,不期待即刻的回报,而期待这种行为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并使自己在若干年后可以享受成熟的社会规范带来的收益。这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间接纽带冲破了传统的面子与人情维系,他好像市场交易中货币的发明和资本的深化,并将有助于物质丰裕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我在近期《社会网络与市场化改革》一文中谈及,西方学界在研究社会人情网络时假定网络中的个体是“匿名的”(anonymous),他们在集中的市场上完成交易。“匿名化”假定符合西方社会比较成熟的高级形式的“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互益和社会公信。而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则应当打破“匿名化”假定,尊重中国人目前交往的功利性的现实。我相信,“匿名化”假定在中西方社会学界对接之日也将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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