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何以敢公然施暴？

一位70余岁的老人，推车跋涉几十里路入郑州市叫卖红薯，只为挣点钱贴补给儿子治病，却遭郑州城管队员抽耳光。此事在网上曝光，但难以引起网民震怒，这是因城管施暴打人的事屡有发生，早已不是新鲜事了。近日又闻上海闵行区一个月内发生三起城管打人致重伤的事故，光天化日之下城管公开施暴早成一大社会问题，从知识界到平民百姓普遍都在议论此一话题。
城管为什么敢于公开施暴打人？这恐怕不是某些媒体所说的“素养”问题，也不是什么“管理不规范”或“方式粗暴”就能解释清楚的。对城管人员社会地位的分析表明，城管们大多也处在社会底层，他们实际在经济地位上与那些挨打的小摊小贩们是平等的。他们的收入微薄，在成为城管之前，也不见得有过什么恶行，为什么成了城管就敢公然打人了呢？在我看这与文化的传统不无关系。
传统文化虽被人们习惯用“博大精深”与“光辉灿烂”八个字概括，但其中一个致命的缺陷却无法否认，这就是在传统文化中极度缺乏权利意识，长期在这种权力至上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一代国民，既没有基本权利的保护意识，更没有保护别人基本权利的意识。有一点很能说明此问题，即在不少影视剧里，剧中人的台词常常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混用不分的，甚至在有些学者的文章里，也未能区别“权利”与“权力”相去甚远的含义。两千余年来的皇权制度下，任何权利意识都被独裁者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儒家纲常伦理更明显带有反权利意识的倾向，这也是从汉武帝起独尊儒术的真正原因。权利意识的缺失，最有力的明证是宫廷中被奴役的太监们，在皇上坐拥大批美姬的深宫里，这些太监们连人的最起码权利也被理所当然地阉除了。在《红楼梦》第三十一回里，史湘云对丫环大谈阴阳哲学：世间万物“都赋阴阳二气所生” ，如火是阳，水是阴；日为阳，月是阴；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的社会里，男人是阳，女人是阴；主子是阳，奴才是阴，这就把人的权利不平等，用阴阳学说作了合理化解释。同样，在“大人”的面前，“贱民”的权利在哪里？在“管人者”的面前，那些“被人管的人”权利又在哪里？近十余年来在街上屡屡挨打的小摊小贩们，在一部分人的眼里就是“贱民”，就是天生“被别人管的人”。约10年前，我居住的老宅附近的马路旁，每到双休日早晨有许多小摊小贩摆地摊售物，有廉价服装、日用品，也有蔬菜瓜果，一旦有人注意到有城管出现，小摊小贩们便惊慌地收拾地摊逃窜，如同躲避土匪一样。那时城管打人现象尚未广为人知，小摊小贩是靠自食其力维持生存权的群体，据五岳散人在博文中讲，德国火车站站台上就有女小摊贩的叫卖声，不仅温柔而且略带羞涩。靠自食其力维持生存的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受暴力侵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龙的传人的国度里就容不得呢？说到底这是文化传统中缺乏权利与权利保护意识的问题。
城管敢于公开施暴打人，另一个更直接的社会心理原因，在于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大多数人都有身份认同的需求，在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对身份认同的需求非常明显。小说中有两次细节描写，第一次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报喜的敲着锣到村里，当时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首先想到的是要认同自己与赵家关系的身份，于是“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阿Q的身份认同在短期有一定效果，因为“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遗憾的是阿Q的身份需求得不到赵太爷的认同，反挨了耳光。第二次阿Q不再指望认同“赵太爷本家”的身份，而是认同自己“革命党”的身份，仅“午后喝了两碗空肚酒”，“又飘飘然起来”，“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阿Q一旦自我认同“革命党”的身份，精神面貌也大不一样，口中唱着：“得得，锵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连赵太爷看见他，也变得很恭敬：“老Q”，“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
关于身份认同引起的后果，却很少引起人们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阿玛迪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指出：“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身份认同感可以为自己找到朋友，乃至群体的归属感。另一方面，身份认同感也可能引起暴力与伤害，正如某种归属感又会造成与其他群体的背离与排他性，甚至有时引发杀人行为。可以想象，阿Q的“革命党”的身份若获认同，最直观的后果便是“手执钢鞭将你打”。
城管人员同阿Q一样，具有明显的身份认同需求。作为个体的“城管”队员，在进入这个群体前，他的身份曾经是一个儿子，一名学生，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名下岗工人，或是社会下层的一名低收入者。当他一旦被入选“城管”队员，并被召集在一起接受任务下达时，或者当他从穿上城管制服的那一刻起，他开始认同了一个新的身份——“城管”（城市管理者）。由此，他心里获得一种能带来某种满足的理由——我是城市管理者，我是执法者，我为管理城市而执法。当他走上街头执行任务的时候，这名城管的其他身份会被忽略，他忘了自己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成员。但他不会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身份——城管或城市管理者、执法者。这种现象称为单一身份的幻象。前文述及在传统文化中，由于权利意识的缺损，自古以来我们炎黄子孙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管人的人，一类是被管的人。在一个原属下层历来被人管的人身上，一旦轻易加上“城市管理者”的身份，成为“管人的人”，其后果几乎如同化学反应，足以令人吃惊。研究欧洲文化的陈乐民先生说“党同所以伐异”，也正是此道理（见《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阿Q对认同“赵太爷本家”的身份有需求，但赵太爷不会认同。假设赵太爷认同了阿Q的“本家”身份，可以想象阿Q将会如何摆起阔架子，不仅在小尼姑的面前更加豪情满怀，遇到吴妈大概也不会只是简单发送一个信号：“吴妈，我想和你困觉”了；阿Q对认同“革命党”的身份有需求，假洋鬼子也不愿认同，这使得阿Q“我执钢鞭将你打”的志向也未能施展。阿Q一旦“革命党”身份被认，其暴力倾向将无可遏制。同城管与阿Q不同在于，城管对身份的需求，先有认同（供给）在前。如果没有人向这个群体供给“城管”的身份认同，这些没有成为“城管”的低层平民绝不可能公然打人施暴。所以阿玛迪亚．森说：“将某种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起派别对立的关键技巧”。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也曾指出：“这种被强加某种身份的人，他们的意见是某个他人的思想，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不错！城管模仿着我们这个社会更高层“管理者们”的生活，也最爱引用更高层“管理者们”的话。A．森证明了在世界范围内，许多群体同样因为身份的单一化认同，而被挑起的宗派仇恨如野火一样快速蔓延，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以及基地组织或恐怖分子，无一不是因身份认同单一而引起对立与仇恨。城管公开打人施暴，正是一部分人群因单一身份的幻象引致的后果。
当然，在城管公开打人或施暴的时候，也并非没有约束，这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预算约束”无处不在的道理一样：每个购买者在选择购物时，都知道自己可以消费的货币是有限的。同样对城管而言，每当遇到一位官员，或是从“宝马”、“奔驰”中钻出气宇轩昂的阔人，无论遇到怎样的违规情况，城管也不会动手施暴。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他们付出的成本将远大于他们所有行为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