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政策领域随机实验的反弹已经开始。人们早已普遍接受，随机对照实验(RCT)是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基础。然而在10年前，这种实验还极少用于经济学、刑事司法或社会政策等领域。这种情况如今正在改变。
在英国，最近被唐宁街私有化的行为研究小组(Behavioural Insight Team)通过让数参与实验、随机接受不同的待遇，来测试实施政策的新点子。由英国政府出资1.25亿英镑成立的教育捐助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启动了59个随机对照实验，涉及2300所学校。在援助领域，麻省理工学院(MIT)扶贫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推动了随机对照实验的流行。该实验室去年夏天庆祝了10周年。有人估计，如今仅在教育政策领域就有500个随机对照实验在进行当中。
在随机实验的使用急剧扩大化的背景下，严格检验这种实验的使用状况是恰当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发展影响博客近来在主持一场辩论，讨论有关此类实验的伦理道德问题。《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以及经济学家史蒂夫•齐利亚克(Steve Ziliak)和爱德华•蒂特-波萨达斯(Edward Teather-Posadas)共同撰写的一篇学术文章，都对此类实验提出了批评。
反对随机实验的理念并不新奇。伟大的流行病学家阿奇•科克伦(Archie Cochrane)曾做过一个有关冠心病监护病房(CCU)的随机对照实验，对照组的病人在家接受看护。当时他受到了心脏病专家们的激烈攻击：他有什么理由随机不让一些病人接受治疗？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反驳这种攻击：我们如何能证明，在不知道治疗方式是否有效的情况下给病人治疗是合理的做法？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实验者有权为所欲为。在这场辩论背后，随机实验有被滥用的骇人例子，比如从1932年开始实施的“塔斯基吉关于黑人男性梅毒患者不受治疗的研究”(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研究者竭尽全力确保400名非洲裔美国男性梅毒患者不受治疗，尽管从1947年开始就有被验证有效的治疗方法了。到1972年实验结束时，许多参与实验的男性患者已经死亡，有40名妻子受到感染，还诞生了19名患有先天性梅毒的儿童。
塔斯基吉的研究并不是随机实验，但它证明了一种风险，即不把病人看做人类，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某种宏伟目标的手段。在发展援助领域，这理所当然是个敏感话题，因为在为新型干预提供资金的援助机构与贫困的接受方民众之间，存在明显的力量悬殊。
在完美世界中，实验的每个参与者都会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同意，而对照组的每个参与者会得到可获得的最佳替代方法。（这是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赫尔辛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中规定的基本原则。）
然而，对基本原则做某种变通是普遍现象。耶鲁大学(Yale)经济学教授迪安•卡兰(Dean Karlan)创立了扶贫运动创新组织(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该组织利用随机实验来评估发展项目。他指出，告诉参与者太多关于实验的信息会改变每个人的行为，从而破坏结果的有效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同意了。经济捐助基金会(EEF)的卡米拉•内维尔(Camilla Nevill)表示，实验往往征得的是学校的同意，并由其实施。她说，试图说服每一位家长明确同意这项实验，会导致参与者人数“大大减少”。
从伦理角度看这是否令人不安？乍一看，是的。但也存在双重标准的风险。没有EEF的资助，一些学校反正会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只有当一名研究者提议做认真评估时，才突然有人提出需要参与者在知情前提下同意。
流行病学家、《坏药商》(Bad Pharma)一书作者本•高达可(Ben Goldacre)说，即便只是为了捍卫严谨研究的声誉，“以更高标准要求研究者是合理的”。但这个标准要多高才够高呢？
随机对照实验的批评者史蒂夫•齐利亚克不满地提到一项在中国实施的实验。研究者给一些弱视儿童配了眼镜，而对另外一些弱视儿童放任不管。反对这项实验的理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对眼镜做随机实验，就像我们不需要对降落伞做随机实验那样。
支持这项实验的理由是，尽管我们知道眼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为眼镜出资、相对于比如为教科书或维生素补品出资有多重要。实验中这些孩子戴上眼镜的机会原本微乎其微，因此研究者这样做何罪之有？
他后来写道，“他们对我大肆辱骂”，并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不道德”的实验。科克伦随后披露真相，并叫板那些心脏病专家，要求他们立即关闭冠心病监护病房。“结果没有一人吭声。”
这个世界往往会让人意外，即便是专家也不例外。在考虑做出可能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干预时，如果有一样东西比做随机实验更不道德，那就是不做这种实验。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译者/吴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