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定政策的基本方法来自对市场失灵的认识，诸如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存在，为旨在提高社会福利而精心设计的公共干预提供了可能。这个传统方法由庇古（1912）首先明确，之后萨缪尔森(1947)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至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意见时仍然以此为理论依据。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就以市场失灵论为理论基础，提出政府干预在推动落后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Killick，1978)。虽然人们对政府的能力或者扶持效果将信将疑，但是，当前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与传统方法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目前的方法越来越复杂，比如，在政策设计时会结合信息摩擦来识别次优问题（例如Townsend，2011）；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例如Rodrik，2007）；强调严格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判断哪种干预方式会更有效（例如，Banerjee和Duflo，2011）。但无论是上述何种方法，都缺少对政治因素的考虑。
忽略政治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不无道理的，原因有三：其一，认为政治家们基本上或多或少地对提升社会福利感兴趣，因为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政策能够帮助他们继续掌权或者获得连任，正如惠特曼（Whitman，1989，1995）以及穆里根等人(Mulligan和Tsui，2006，2008)的模型所描述的。
其二，视政治为随机因素，它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就如同车轮沾上了星星点点的砂砾，可能会导致潜在的风险但无伤大碍［例如，Sachs（2005)或Banerjee(2012)指出，利比里亚独裁者塞缪尔•多伊的经济政策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不知道当总统应当做些什么］。
其三，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很重要，但同时也认为“好的经济学就是好的政治学”，这意味着好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放宽政治约束（例如Boyco、Shleifer和Vishny，1995；Banerjee和Duflo，2011，尤其是第261页；Sachs等人，2004）。其含义与前两点是一致的：政治家们能够坚定地支持那些既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又能释放有益政治力量的经济政策。
本文不仅要讨论经济政策建议在忽视政治因素时存在的风险，还会讨论由于一些系统性力量的存在，当政治因素较经济因素占上风时，好的经济学就会演变成坏的政治学。当然，这并不是说让经济建议偏离发现市场失灵并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轨道，也不是说好的经济政策不掺杂偏见。相反，我们的观点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济分析都需要搞清楚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冲突，在考虑这种冲突及其潜在后果的基础上，再来评估政策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