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留英/留欧经济学会、《经济研究》编辑部、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留英/留欧经济学会2014年国内年会”国际会议，于2014年4月18—20日在长沙召开。英国Lancaster大学Balasubramanyam、英国Liverpool大学Frank Elrick McDonald、中国社会科学院裴长洪、南开大学佟家栋、Leeds大学Yingqi Wei、Loughborough大学Xiaohui Liu、Bradford大学Chenggang Wang、商务部李光辉、武汉大学简新华、湖南大学许和连、北京《国情内参》巩胜利等知名专家学者做大会主题发言。来自英国Nottingham大学、英国York大学、日本Hiroshima Shudo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吉林大学等近60所国内外高校院所、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结构转型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分享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 开放经济的结构转型及战略调整
裴长洪研究员认为中国处在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一、经济增长换挡期的历史阶段，应对中国外贸发展功能重新定位，不仅要关注外需的直接拉动效应，更要注重外贸部门供给面的作用，增强外贸国际竞争力，改善经济增长潜在能力。一方面，对初级产品、中间品、资本品、消费品等不同类型进口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从资源节约、利用以及配置、新技术使用、人力资本素质等不同层面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是未来外贸的重要增长点，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专利、品牌、技术培训、教育医疗服务、引进智力等改善国内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国内要素生产率。总之，优化商品和服务结构，改善供给能力的实质是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具体途径还包括培育人力资本新优势，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供应链组合、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打造新型国际商务平台、走出去建立国际商务渠道、强化沿海与内地的合作等。
李光辉研究员对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和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了解读，指出我国沿海、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发展重心和战略定位不同，当前的规划布局旨在加强周边各国关系，实现周边外交；落实西部大开发，实现兴边富民；区域平衡发展，实现产业转移等。我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开放，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新高地，完善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探索30多年改革开放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简新华教授指出虽然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仍存在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人口非农化和土地城镇化，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心应为“四化协调”。同时，以制造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变动是我国深化改革、调结构、转方式、发展阶段演进的结果，因此服务化应作为新的主攻方向，进而在发展思路应侧重“五化协调”。
V.N.Balasubramanyam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和印度对非洲FDI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屠龙者”（dragon slayer），即不干预非洲内政，重视经济利益，开采资源为主，忽视劳工权利和以环境为代价，对国内工业和就业带来竞争压力；还是“熊猫派”（panda hugger），即具有可持续发展意愿，提供不带附加条件的援助，与贷款、贸易形成互补，弥补非洲资源充裕而资本稀缺不足等。其更支持后者，认为来自中国的FDI与欧美相比具有更少的商业限制，虽然开发了石油等资源，但也投资了铁路等当地建设以及多种产品的生产，与当地产业形成互补，同时在非洲雇工政策安排下提供了“学徒”工资，没有抢夺当地就业机会，而帮助了非洲发展。印度对非洲FDI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非洲的未来发展仅依靠中国或印度是不够的，可以走中间路线，如中印在非洲合作式的投资模式等。
许和连教授利用UNComtrade_SITC的双边贸易数据构建了1962—2010年国际贸易完全网络，并据此分化出进口和出口贸易比重网络且对其进行了等级划分，然后基于网络规模、网络连接程度、网络连通性以及网络异质性的相关指标分析了国际贸易完全网络和分等级比重网络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国际贸易完全网络变得越来越密集，但网络内部国家间贸易作用力的不平衡性却在不断加剧，一些经济强国在网络中控制资源的能力和国际地位越来越凸显；较高等级的比重网络承载了整个贸易网络中较多的流量，其承载程度在时间上相对较为稳定；较高等级的比重网络相比其他较低等级的比重网络具有完全不同的网络结构。
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在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生产技术、能源效率差异及生产分散化和贸易一体化的情况下，利用MRIO模型来测算40个国家各类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责任。结果显示：从单一责任视角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消费侧排放高于生产侧排放，而主要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各种责任分担方案得到的排放责任普遍位于领地排放量和消费侧排放量之间。一些责任权数和分配系数对国别责任分配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碳排放责任的影响尤其明显。
二、 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方式转变
Frank Mcdonald教授指出技术领先国或赶超国如要保持或实现高增值的贸易和投资主导地位，需依据实际条件变化灵活整合国际市场，培育厂商特定优势（firm specific advantages）。其中，管理联系（managing linkages）是打通贸易和投资与厂商或国家特定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桥梁。然而，非正式制度在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但对管理联系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其进一步提出一些可以研究的话题，如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是否在社会规则中占主要地位？如是，其对于国内企业是否提供了更低的交易成本？在某些特定的行业中通过有效管理联系转化为企业特定优势的国内企业是否足够？国外企业对这种转化的效果又有多少影响？是否在一国里存在区域差别？
佟家栋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应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中国企业异质性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如“自我选择效应”在中国不存在甚至相反，即存在生产率相对低的企业出口之谜。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加工贸易比例较大，暗含着新新贸易理论对垂直专业化现象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探讨。中国企业不同所有制下的融资约束被误解为企业的异质性，但实质上是中国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扭曲现象。中国异质性出口企业并不存在工资上涨的现象，实质上这很大程度是中国劳动力供求问题。出口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R&D投入，但也存在企业是先选择出口，再进行R&D的现象，前者是自我选择问题，后者是出口中学的问题。归纳而言，要注意新新贸易理论的适用性，考虑中国不完全市场经济特征，剖析数据背后的故事。
魏颖琦教授指出正式制度一方面通过影响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FDI的知识外溢；另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东道国的外资吸引力。并且，在一个促进创新的制度环境中，企业、研发部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有动力围绕新知识和创新进行更有效的互动交流，从而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在本地研发。通常，正式制度越发达，越有利于降低商业运作和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国内国外联系，促进FDI的正向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其利用2003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分别选取法制制度、政府机构以及研发服务作为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Tobit及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制度对FDI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法制制度与FDI溢出效应正相关，较政府机构对创新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研发服务的质量、可获得性和可购性对FDI外溢效应存在差别化的正向影响。
Chengang Wang教授从法律支持、制度支持、资源获得三方面探讨新兴国家中“国家参与”对国际合资企业解散的影响，包括国家参与是否影响了跨国合资企业的解散？如是，该效应是否因国家控制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该效应是否因跨国公司经验及跨国合资企业年龄而有所差异？进而，其利用Thomson SDC数据库中自1985年成立的678家国际合资企业的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函数实证检验上述问题。结果表明国家参与对国际合资企业解散产生负效应，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参与将降低国际合资企业的解散风险，跨国公司经验水平和国际合资企业年龄将降低国家参与影响国际合资企业解散风险的概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基于1995—2011年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产品的中国进口贸易数据，借鉴Benkovskis & Woerz的经验方法，测算了不同时段中国进口产品质量改善引致的贸易利得。研究发现，忽略质量变动会导致1995—2011年精确进口价格指数累计向上偏误199%，进口质量改善带来的贸易利得为2011年GDP的368%；进一步通过质量变动的价格偏误指数在产业部门、生产阶段等多维度上的分解，发现质量变化对进口价格偏误指数具有最大正贡献的产业和生产阶段分别为“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与“半制成品”。
复旦大学博士生熊瑞祥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在成立之初对所选择的“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该政策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基于倍差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城市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使得受扶持行业内企业的出口额显著提高约104%。分样本研究表明，上述政策效果在那些原先就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并不存在，而对那些原先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鼓励的扶持能使行业内企业的出口增长约12.3%。
湖南商学院易先忠副教授研究了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其基于160个经济体1996—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影响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中，制度环境决定了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结构的作用方向。当制度环境高于门槛值时，国内市场规模扩张显著促进出口结构的多元化；而当制度环境低于门槛值时，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则导致更加集中的出口结构。在制度环境各维度中，公证的司法体系、开放的金融系统、政府对投资领域的限制和对企业的管制效率，是影响国内市场作用方向的关键维度。
三、 制度质量、产业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Xiaohui Liu教授从跨国知识流动、政府支持政策及当地风俗习惯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海归创业的原因，提出了具有技术优势的海归更有可能进行创业，政府支持政策有利于海归创业，当地风俗习惯及文化差异将弱化个人的创业决策三个理论假说。通过2011年9月广州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海归学者会议的212个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拥有新技术的海归更倾向于在具有跨国知识差距的领域创业，政府支持加强了新技术对海归创业决策的正向影响；当地风俗习惯及文化调整成本会削弱新技术对海归创业决策的影响。
湖南大学祝树金教授利用LOWESS技术拟合地区产业多样化随经济发展的演变规律，实证分析了中国1995—2011年间产业多样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987—2011年间，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厂商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总体、各省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多样化的演变均呈倒U型变化规律。其中，地区原有产业多样化水平、技术进步率、地方保护主义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依次为造成地区产业多样化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
中山大学欧阳艳艳博士结合Acemoglu（2012）的最新研究，将行业关联划分为行业直接关联和行业内在关联，利用基本RAS法和分块RAS法对我国1987—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进行修订调整。结果表明：行业内“看不见”的关联比直接“看得见”的关联更显著。在行业内在关联中，内在前向关联增强使“奉献”型行业对其它行业的中间投入广泛增加；内在后向关联增强使“索取”型行业加大对其它行业的消耗；前后向效应聚集在一起，使某些特定行业成为经济中的“结点”，容易引发层层变化的级联效应，对经济和就业等宏观变量产生巨大的冲击。
中国人民大学李三希博士拓展了一个无穷期古诺竞争模型，研究食品市场竞争与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当市场竞争程度较弱时，厂商通过生产安全食品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此时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激励厂商生产安全食品；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生产安全食品的利润会下降，导致安全生产的声誉激励减弱，厂商转而生产不安全食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食品市场的过度竞争。信息披露与监管、可追溯系统的建立和媒体曝光是缓和市场过度竞争、保证食品安全的有效方式。
长沙理工大学韩峰博士实证检验开放经济下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主要通过供给方面的技术溢出效应作用于城市化，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侧重从需求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于城市化。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西部地区作用甚于东、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和中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影响更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对城市化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国内、国际市场均加强了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规模经济效应、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效应以及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效应的作用效果，但二者对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效应、中西部地区空间规模经济效应的影响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
四、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汇率政策
暨南大学孙华妤教授对我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标准、财务和政策损益的评价进行评价，认为外汇储备规模不仅要考虑结算备付金数量，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实施、预防危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外交等战略需求。大部分外汇储备积累是国内产业、就业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副产品，因而评价其成本收益要看其政策的宏观效果和替代政策的成本收益，而不是财务成本。外汇储备不是中国经济的包袱，而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增加外汇储备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要视外汇储备来源而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蔡彤娟副研究员基于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现阶段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工具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可控性的逐渐降低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降低，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在不断成熟。因此，在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向利率转移。
中国人民大学何青副教授利用1995—2013年世界主要货币的全球交易分布数据，采用重力模型对影响国际货币地区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流入国和流出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往来、流入国的经济规模和法律体系，以及两国是否使用共同语言对于国际货币的地区分布有着显著的影响，货币流入国和流出国之间的经济规模（如贸易金融交易总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越大，有利于降低货币的转换成本，提高国际货币在当地的使用比例。货币流入国的金融发展程度、法律体系以及两国是否拥有相似语言文化等因素对于货币使用的信息成本有着重要作用，从而影响了国际货币在流入国的分布比例。两国地理距离对国际货币地区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英国Nottingham大学Dan Luo博士通过外资银行的分支网络指数反映各银行受到地理相邻的外资银行的竞争，考察了外资银行竞争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分支网络有助于提高本土银行实现更高的效率，增加非利息收入，促进对外资银行知识的转化，提升国内银行盈利能力。并且这些积极影响在股份制银行里更为显著，且外资银行在刺激国内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浙江大学博士生陈丽芳运用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报表数据，以公司融资目的从长期资金需求到流动性需求的转变衡量信贷供给冲击的影响，构建不同的信贷供给冲击指标。结果发现，信贷供给冲击会显著影响公司在流动性需求与长期资金需求之间的替代性选择，信贷紧缩会促使公司增加流动性需求而减少长期资金需求，反之亦然。而且，这种替代性选择会影响到公司的投资行为，促使公司减少新增投资。
五、 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变化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杜建军研究了民族异质性和藏族农村劳动力个人特征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藏族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转移比例较低，转移去向多以藏区为主，藏区之外本省省会城市次之，沿海发达地区很少。转移行业以低端服务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加工制造业很少。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是影响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年龄和家务及农活也是影响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的重要因素；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及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信息和歧视是影响藏族务工人员转移地区选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之一。
武汉大学博士生刘锦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寻租腐败活动与其内部不同层级人员之间工资差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腐败支出越多，CEO与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中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以及CEO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并且，腐败在企业内部的分配效应只存在于内资企业中。在考虑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成立。
南京审计学院吴凯博士提出的劳动收入份额LMDI分解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数据修订的趋势离差法及其特征，分析了数据修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据修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较大；各省级行政区域并未统一执行国家的数据修订政策是导致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修订之后出现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劳动报酬统计口径调整导致各省级行政区域2009年劳动收入份额出现大幅上升。
华南师范大学林志帆基于非均衡增长模型的理论假说，利用64个国家1991—200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金融抑制政策扶持工业部门、压制服务业部门，造成偏向工业的经济结构扭曲，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即使控制其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该结论仍稳健成立。在此基础上，其发现在1995—2005年间，中国实际劳动收入份额与模型预测值有约618%的缺口，且趋于继续扩大。反事实分析表明，中国的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扭曲状况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约35.52%的下降。
河南大学李晓敏副教授研究了中国互联网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普及率每增加1%，当年离婚率上升1.53‰，但小于对未来1—3年离婚率的影响，这种滞后效应在第2年达到最大。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无论对即期的离婚率还是对未来1—3年的离婚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周晨基于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受水区郑州市进行问卷调查，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受水区居民使用南水北调水源区水质和水量服务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异质性会对流域生态补偿中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受水区居民默认自己拥有清洁水的（部分）产权，流域下游（受水区）被污染会显著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流域上游（水源区）被污染的效应则与之相反，居民对生态服务价值的认知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建议完善清洁水源的产权安排和配置，并根据受水区居民真实支付意愿进行受水区和水源区之间的生态补偿。
六、 结语
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口。一方面，金融危机引发国际政经格局出现深度调整，各种形式的“再平衡”战略相继实施，高端资源要素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话语权的争夺愈加激烈。另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步进入紧约束期，劳动力要素禀赋悄然改变，城乡区域产业结构等发展不均衡、政府过度干预、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现象仍很严重，增长驱动力面临不足，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如何继续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实现结构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仍需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