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大幅放缓到2013年的7.7%。经济放缓一部分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发达国家在危机后的经济调整导致全球最终需求放缓，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推动转为内需主导。从国内因素来看，最近两三年的经济下滑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继2008～2010年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近两三年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回到中性。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出现了结构性的放缓。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性下滑的讨论已有很多，列举的影响因素也有种种。其一，适龄劳动人口开始下滑，人口红利消失。其二，生产成本（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其三，高投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笔者试图分析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来源，并对未来5～1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的变化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1991～2013年，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力量，平均贡献约4个百分点（或40%贡献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居第二位，平均贡献2.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但是在2008年后出现明显的下滑。相比之下，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分别为2.2个和1.2个百分点。展望未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2016～2020年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降至6%～7%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估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的两种方法
首先，可以运用历史数据估算一下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在相关的文献中，普遍运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HP滤波法，另一种是生产函数分析法。
HP滤波法是由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首先提出的。这种方法目前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经济趋势的分析研究中。它将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看做是不同频率的成分的叠加，通过统计方法分离出频率较低的成分，也就是长期的趋势项。
我们运用HP滤波法对1994年以来GDP增速的季度数据进行处理，从中分离出GDP增速的趋势值。图1显示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动。1994～2000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2%左右持续下滑到8%左右。而从2000～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前，经济增速重新上升到11%～12%。这中间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再一次进入下行通道，到目前GDP的趋势值大约为7.5%左右。
但是，HP滤波法在分析中有两个重大不足。首先，它是完全基于统计处理的一种方法，其结果更多反映的是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而缺乏经济的解释。其次，该方法无法被用于分析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图1为例，我们无法判断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重复2000～2007年的底部反弹，还是稳定在目前的水平，抑或是经济持续下行。
生产函数分析法可以克服以上缺陷。它是分析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常用框架。这一方法的出发点是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体而言，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的因素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通过估算一个国家的宏观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分析各个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而通过对生产要素未来变动的预测来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未来变化。
估计宏观生产函数的因变量为GDP增长率，自变量为资本总量、就业人数和人力资本的增速。在估算资本总量中，我们假设1980年的资本总量为当年GDP的136%，每年资本折旧率为5%，每年投资增量则直接来自于国民经济统计支出法下的资本形成总额。此外，就业人数采用全部非农就业人口，人力资本采用人口调查中的平均入学年数。表1和图2显示我们估算的结果，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1991～2013年），资本投入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约为4个百分点（或40%的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5个百分点（25%贡献率）。相比之下，劳动力增加和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的平均贡献分别为2.2个和1.2个百分点。
第二，表1显示中国经济在2006～2010年的实际经济增长超出潜在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而在2011～2013年则低于潜在增长率0.7个百分点。前者可能反映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的经济增长反弹，而后者则反映了在2011年之后财政货币政策重新回归中性，以及政府出台措施整顿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金融风险过程中带来的经济下滑。
第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是，我们发现，这并非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因素基本不变），也并非由于投资的调整导致（如果排除2009年这一特殊年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去十年并无大的变化，在2012～2013年甚至略有上升）。相反，这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滑。相比2006～2010年，过去三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平均下滑了1.5个百分点。
未来5～10年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基于宏观生产函数，可以评估在未来5～1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出现的变化。在基本情形假设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一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会下降到6.5%左右。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一因素的作用被部分学者夸大了。影响潜在增长率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来自投资体系的改革，这意味着投资增速较前几年会出现明显放缓，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投资的效率会逐步得到修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部分弥补投资增速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人口因素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59岁人口）的绝对数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要转为人口赤字。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也屡屡被提及，认为中国将很快进入人口赤字时代。
毫无疑问，人口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以上分析中，中国人口变化的负面因素被夸大了。我们认为人口红利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首先，中国的就业结构仍然存在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口。1990年，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60%。到2013年，这一比重下降至32%。但是，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降至个位数。因此，在日本，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导致总就业人数减少（就业人口比重基本不变），从而必然导致非农就业人口减少。而在中国，劳动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仍然提供了一定的人口红利空间。
其次，目前中国城镇化的水平远低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3%，而其中户籍人口比重仅为35%。也就是说，超过两亿的人口属于半城镇化人口。他们生活在城市而没有城市户籍，因此无法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如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从就业的角度，这群人中的大部分只在城市工作10～15年，然后返回到农村地区。这在劳动力资源上是个极大的浪费。所以，未来以人为主体的城镇化改革，一方面可以带来更多的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可以使已经进城的农民真正在城市落户。这两方面的变化意味着人口红利在短期内并不会变为人口赤字。
最后，人口政策和教育体系的改革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为长期人口恢复增长均衡生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而教育体系的改革对于解决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更是至关重要。因为目前每年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与市场需求出现了巨大的脱节。对此，我们建议尽快将部分高校改革为高等职业培训学校，以应对在制造业升级和发展服务业中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我们再来分析投资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投资的变动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投资的争论很多，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目前的投资是否过度，二是中国是否应该由投资为主导的模式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两个问题从本质上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区分投资存量和流量的问题。从流量而言，中国每年新增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近几年接近50%。这一比率不仅高出中国历史上的水平（2001～2007年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比率为40%左右），在全球也是遥遥领先。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期，投资占GDP比重最高也仅在35%～40%。
但是，中国投资流量如此之高的背景是投资存量的起点较低。根据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而言，我们估计这一比率目前大约为275%左右，与日本相当。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总量与目前的经济总量大致相当。而如果中国未来仍然要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话，投资的增速也相应地要保持在中高水平。
这一判断有助于我们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理解。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如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新能源、医疗以及进一步城镇化中带来的需求。我们不宜过分强调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而应该投资和消费两条腿并重。从国际经验看，仅仅以需求推动的经济体很难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一些提前强调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陷入过度消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却并不罕见（如一些拉美国家）。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同样不可持续，因此需要逐步地将投资比重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未来五年内将投资比重降到40%左右）。高投资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年体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短期内大量的投资行为，往往伴随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和投资效率的下滑，也增加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风险。在2008年之后，投资比重的快速增长伴随着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下滑，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们强调投资对于中国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但这里指的是有效投资，并非简单的投资数量。
因此，未来改革的核心是在适当调整投资比率的同时，通过供给端的改革重新提振劳动生产率。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5～10年维持健康的中高速发展的关键。供给端改革的核心，如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是改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乐观的情形下，如果改革能够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2006～2010年3%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有望高出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政府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也有望早日实现。
作者：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