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学者们在研究经济人假设时都回避对经济人假设的直接定义。当然，这并不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经济人这一说法尚存在着争议之处。经济人起源问题，实际也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范式形成的开端。因此，大部分学者接受了经济人的总结始于斯密这个说法，尽管“经济人”这一名词并不真正为斯密所首倡。
杨春学认为，“经济人”（Economic Man）概念由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引入至经济学中。此前，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学者们很多认为B•弗里赫里奥所著的《精明的管家》（1629）一书中的“管家”这一概念就是“经济人”概念的先驱。贺卫、王浣尘（2000年）对此归纳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露出了经济人所扬的思想，约翰•穆勒则是依据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
尽管经济人与经济人假设在国内外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但是对经济人假设作出专门的、直接的、系统的说明的学者尚不多见。据杨春学考证，国外以“经济人”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们是马丁•霍利斯（M．Hollis）和爱德华•内尔（E．J．Nell）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5），莱本斯坦因（Leibenstein）的《超越经济人》（Beyond Economic Man：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1976），米兹（Gary Meeds）所编的《有思想的经济人》（Thoughtful Economic Man，1991），以及梅尔斯（Milton Myers）的《近代经济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1983）。正如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刻画理性经济人的形象。经济人是稍稍地和支零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潜伏于暗示着投入与产出、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诸假定中……。”主流经济学家往往采取“理性行为”、“最大化行为”等术语来代替“经济人”，以避免遭到赞美“自私自利”、宣扬利己主义的批评。
当代有权威的经济学辞典是这样描写经济人的：“针对经济行为者的许多不同描述中，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的。”希普（S．Hargreaves-Heap）对“经济人”的定义是：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他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满足自己的偏好的行为。这里理性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理性行为”的定义是：在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有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内在的一致性：行为的理性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于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通常被解释为偏好，x比y较受偏好或x 和y无差异）。第二种方式，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预设前提“经济人”和“理性行为”的定义都是以这两种因素为核心：内在的一致性（即有序的偏好）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过，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内在一致性”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合并非必然，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特例（即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多数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与传统理性定义存在分歧。
经济学家西蒙在其为《社会科学辞典》（1964）撰写的“理性”词条中顺便描述了以往非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心理学取向于将理性定义为“认知过程”或“理智过程”，而将非理性定义为靠感情机制作出的抉择；詹姆士将理性视为“称作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的同义语，即抉择的理性取决于抉择过程。西蒙在作出上述描述后断言：“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指抉择过程的理性一词正在销声匿迹。”
尽管国外学者对经济人的研究是从自利或理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过，它们确实指明了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大致内容：这一概念离不开自利最大化，也离不开工具性的理性。国内学者黄卫华（2003年）认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具有四个特征：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态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当将经济人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时，经济人概念经常被替换成经济人假设或经济人假定等名词。因为从根本上来看，经济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抽象。仇恒喜、骆克龙（2000年）因而进一步认为经济人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在利己心（或称功利主义）驱使下的经济主体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一条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经济人”假设的哲学意蕴是功利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从而主要体现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的经济思想。张宇燕在《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指出：所谓人的理性，简单地说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一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同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很多学者经常将理性、理性经济人、经济人假设等概念视为差不多等同的概念。
杨春学（1998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全面的总结，在将经济人假设模式划分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广义模式的基础上，把经济人假设归纳为下面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是经济人假设（假说）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是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这一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应该说，杨春学的研究是目前国内类似研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经济人假设的第一人，他区分了几个近似概念，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经济人假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
来源：《经济人假设问题研究》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