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中，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有了更多基础理论的支持，而且进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学院之内，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政策变化都反映了理论的要求。
对于那些埋头于日常事务的政策制定者和建议者而言，理论的进步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以更长期的眼光来看，就会清晰得多。宏观经济学理论对政策实践产生影响的实例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货币政策的制定采纳通胀目标限制以及其他原则；从资本性所得税转向劳动所得税和消费税；以及更加重视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政策造成的成本。
这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学出现了三个深刻改变政策分析的重大理论进展：卢卡斯对于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批判（Robert Lucas，1976），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关于相机抉择的动态不一致性的研究（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1977），还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开创的定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1982）。
卢卡斯指出，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人们的偏好和技术水平不会随着政策规则改变，但人们的决策则不然。通过一系列案例的图解，他表明，当时的标准政策分析研究都假定人们的决策规则不会改变，由此导出的政策结论难以令人感到满意。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指出，政策制定者一次性地确定决策规则的体制，要好于相机抉择的、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的政策体制。
卢卡斯批判带来的实际效果是，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如今在进行分析时都很关心，在定量一般均衡模型中，有关偏好和技术的参数要经过充分论证，不会随着政策变化，这样的分析才有意义。而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则深刻影响了过去30年里中央银行和政府财政决策者的行为。
卢卡斯批判推动起来的定量一般均衡模型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把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价格刚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和其他市场摩擦因素都考虑进来（参见Cooley，1995）。这些模型对于理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出了四个基本要求：
1.货币政策的效果应该使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
2.劳动所得和消费的税率在跨时期中应基本上保持不变。
3.资本所得的税率应该接近于零。
4.债券的收益率和资产税的水平应该浮动，以防范不利因素的冲击。
宏观经济学家们还积极应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工具、计算技术和数据分析，来研究狭义的宏观经济学之外的众多现象，包括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生育行为在不同时期和国家的变化、企业规模的动态分布以及政府福利政策的效率成本等。
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对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对比分析。尽管这类研究还没有直接影响政策，可一旦严密的理论推导和数据分析被清楚地传达给决策者和公众，效果迟早会显现出来。
理论对政策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当然，在实践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具体政策和实施经验所催生的问题，往往引起理论研究者的关注。看似不相关的理论进展，也可能在无意之中影响了决策者的思想和态度。不过总的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非常明显地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强大影响。
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进展
预期与宏观政策分析
卢卡斯的批判让学者们认识到，当政策实施的方式发生改变时，人们的决策模式也会相应改变。卢卡斯令人信服地指出，“今天的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的问题是错误的（Lucas，1976）。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现在要做的决策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政策的预期，而这一预期部分取决于他们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的判断。因此，宏观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在进行政策分析的时候，必须仔细研究今天的政策选择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的政策的预期。
请看两个例子。首先，假定货币当局现在要制定货币政策，它就需要预测通货膨胀率、产出等变量在目前和未来的变化，也就是说，必须预测私人经济部门未来的行为。可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行为又取决于大家对未来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如果人们预测未来的货币政策会收紧，目前的价格和工资水平就会产生压力；如果人们预测未来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行为当然就有所不同。于是，除非货币当局对于人们的预期有准确的预测，否则它就不能判断宏观经济会对自己的货币政策选择产生何种反应。此外，货币当局还需要预测当前的选择对自己未来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假定财政部门要决定如何对资本收入征税，此时，当局需要预测产出、投资以及其他变量将如何对自己的决策产生反应。比如，投资会受到投资人预期的未来所得税率的影响，如果投资人预计未来的税率比较低，那他们今天就会增加投资，反之则会减少。于是，财政当局如果采取减税的措施，就必须知道人们对未来的所得税率的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准确判断减税对投资的影响。同样，当局还需要预测当前的选择对自己未来的行为产生的影响。
由于预期的原因，如今的宏观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赞成，完善的经济政策设计体系需要包含三个部分：预测人们对不同政策的反应的模型，评价不同政策的效果的福利标准，以及对未来政策走向的描述。
信守承诺的决策体制是最容易描述未来政策走向的情形。在这种体制下，今天、明天、后天、以此类推……所有的政策都要在当前制定下来，而且不能改变。当然，政策中可能包含一些选择，根据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酌情应用。这样的模型可以用来预测不同的政策方案实施的结果，然后找出最优方案。这套分析思路最早来自于公共财政研究领域的拉姆齐（Ramsey，1927），于是，最优政策的排序也被称为拉姆齐政策（Ramsey policies），相应的政策效果被称为拉姆齐结果（Ramsey outcomes）。
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卢卡斯批判（Lucas，1976）关注到了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的影响，也就自然地引导人们思考，不同的政策决策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实践中，一个社会对于未来的政策不见得能完全信守承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以及后来的卡尔沃、费希尔（Calvo，1978；Fischer, 1980）通过一系列图示，分析了信守承诺和不信守承诺的政策体制，表明拉姆齐政策通常是“动态不一致”的（time inconsistent），也就是说，信守承诺的政策的效果与不信守承诺的效果有差别。他们的研究表明，当人们目前的决策要受到对未来的政策预期影响时，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就会出现。由于人们的决策要提前制定，政府就会产生违背拉姆齐政策的动机。
再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例。在货币政策的例子中，我们参考了有关的研究成果（Kydland and Prescott，1977；Barro and Gordon，1983），假定在每个时期开始时，制定工资水平的人会选择一个名义工资，以达到某个真实工资标准，然后由货币监管当局确定通货膨胀率。如果实际的通胀率高于市场预期，那么真实工资就会低于目标水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使总产出高于自然状态。货币监管当局希望最大化全社会的福利，也就是说，增加产出和降低通货膨胀。很自然，当总产出增加时，增量的边际福利应该降低。我们再假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边际成本将会上升。以上的假设也是很多模型普遍采用的。
在信守承诺的政策体制下，最优的结果是拉姆齐结果。所谓信守承诺，意思是在开始的时候，宣布一套货币监管当局将永远遵守的行为规则，当局未来只需要按这套规则办事即可。而最好的承诺便是宣布通货膨胀率永远为零，在这套规则下，真实工资水平完全等于目标水平。为什么说零通货膨胀率是最优选择呢？因为在通胀率为正的情况下，工资制定者会把名义工资水平定得高一些，使得真实工资还是等于目标水平，总产出不会受到影响，但通货膨胀率为正。显然，这一结果不如零通货膨胀率的情况。
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结果又如何呢。没有承诺的意思是，货币当局在各个时期都根据人们已经选择的名义工资水准来确定当时的最佳政策，这样的政策结果被称为静态的相机抉择结果（static discretionary outcome），它会使总产出达到自然状态，而通货膨胀率必然为正。原因在于，假定通货膨胀率为零，那么人们就会按照这样的预期确定工资水平。可是当他们确定了名义工资之后，货币当局便会增发货币，制造正的通货膨胀率，以便提高产出。因此，通货膨胀率必然为正。同时，由于人们是有理性的，会预料到货币当局的行动，于是真实工资就会等于目标水平，使总产出会保持在自然状态。在这样的政策体制下，通货膨胀率会保持足够高，使得当局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成本等于产出提高带来的边际收益。
在财政政策方面，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例子（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假定政府需要从资本和劳动所得中获得税收，以应付一定的开支需要。在信守承诺的情况下，社会将选择一套持久的制定税率的规则，由财政当局实施。社会的资本存量是由过去的投资决策确定的，而劳动力的供给则有比较迅速的变化。投资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未来的税后收益率，而劳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未来的税后工资水平。于是，政府当前的最佳政策便是对资本实行高税率，而对劳动实行低税率。这样的政策不会扭曲资本的供给，因为资本总量已经确定，而且资本品难以直接转化为消费品。同时，对劳动实行低税率不会给市场带来大的扭曲。而对于未来的税率，最好的政策便是承诺对资本实行低税率，以刺激现在的投资，同时，提高对劳动的税率来满足税收需要。
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每个时期，由于资本存量是固定的，那么财政当局都有从重征收资本税的动力，而对劳动收入实行低税率，以避免扭曲。然而，由于没有承诺体制，投资者会理性地预计到，资本收入的高税率将会持续，于是投资就会降低。在均衡状态下，资本存量将比信守承诺时偏低，产出和福利水平也会相应下降。
这类例子传达的信息是，相机抉择式的政策体制有害无益。因此，如果政策制定者有可能按照既定的规则办事，那么社会就应该要求他们这么执行。上述的例子没有考虑意外冲击的影响，而在有随机因素的环境中，最优的政策规则应该能对经济遭受的意外冲击做出反应。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认为，信守承诺的体制需要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考虑进来，这是非常困难的，而相机抉择式的体制却可以让决策人对难以预料的意外情况做出反应。但是，这样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所有主张信守承诺的政策体制的人都很清楚，需要保留例外条款，以便应付意外或者极端的情况。诚然，这样的例外条款也会产生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但范围比较有限。仅从字面上理解，偏离原则的情况也是极少发生的。这样的承诺机制完全可以正常运转。
那么，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有哪些措施可以缓和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呢？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办法是，通过有关的法案，要求货币与财政当局按照规则办事。但这一手段潜伏着许多问题。在大多数存在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宏观环境中，对于给定的初始规则，社会上的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都会偏离。立法机构也会有很强的动力允许货币或财政当局偏离既定的规则。于是，要缓和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就必须给政策制定者偏离规则的行为制造更多成本。
在这个领域，研究得最多的办法是采取名誉机制，或触发策略机制（trigger strategy mechanisms）。与静态相机抉择体制相比，这样的体制可以带来更好的政策效果。如果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的考虑足够多，甚至可以产生拉姆齐结果。
以下案例引用了部分学者的研究（Chari，Kehoe and Prescott，1989；Barro and Gordon，1983）。首先，请看无限期的触发策略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只要货币当局过去选择过拉姆齐政策，人们就会预期该政策会持续下去。然而，一旦当局偏离了拉姆齐政策，市场就会预期当局会永远选择相机抉择体制。对于市场的信任，货币当局很清楚，如果意外地提高了通货膨胀率，当前的总产出固然会提高，但是未来的福利必然受到损害。假如未来的收益对当局有足够意义，则政策就不该偏离预期。然而，尽管触发策略机制看似颇有吸引力，但由于它产生的政策结果太多，社会该如何抉择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一种缓和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机制是，把决策委派给独立的机构（Rogoff，1985）。所谓独立的一个含义是，要解散这样的机构，用其他机构取而代之需要相当大的成本。我们参考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关于货币政策的例子（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并且加以了改进，把不同倾向的政策制定者考虑进来。假定被委任的政策制定者极端厌恶通货膨胀，那么工资制定者就会考虑到这一点，并导致通胀率比较低，总产出维持在自然状态水平的结果。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解散或替换当局不需要太高成本，则这种委派机制不会产生效果。因为市场确定名义工资水平后，原来的决策者可能被新人取代，当然，工资制定者也会预先防备，导致政策结果与静态应变式体制相同。所以，解散当局要付出很大成本，就意味着社会偏离既定规则也要付出很大成本，这相当于一种承诺。
还有一种缓和机制是，建立某些制度，使当局所制定的政策在几个时期之后才能付诸实施。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例，在没有承诺时，最优的政策本来是实行高资本所得税率和低劳动所得税率。然而，假定财政当局所确定的税率在几个时期之后才能实施，由于高资本所得税率将导致投资下降，使得未来的资本存量减少，因此，政策制定者就必须把这种扭曲的效果考虑进来。
关于货币政策的最优规则
今天，宏观经济学家们可以告诉政策制定者，为了取得最优的政策结果，应该设计遵守规则、把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最小化的制度。但是，决策人具体应该遵守哪些政策规则呢？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答案简单得令人吃惊，他们提出了最优政策应该具备的四个特征，以及有关的条件。其中一个特征适用于货币政策，另外三个主要是针对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的最优规则
在货币政策领域，最优规则是使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这个成果主要归功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9），后来又有很多研究进行了补充和证明。
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自对货币持有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分析。货币对人们是有好处的，并且可以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投资可能带来的名义利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货币的机会成本则接近于零。于是，社会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是，使名义利率等于生产货币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接近于零。这样的货币政策被称为弗里德曼法则（Friedman Rule），对于确定性或随机性的环境都适用。
另外一个实践弗里德曼法则的办法是，为人们持有的货币支付利息。尽管从技术上讲，给现金支付利息有些困难，但对活期存款和其他交易工具支付利息却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应该取消那些限制活期存款利率的政策，如美联储的Q条款（Regulation Q）等。
菲尔普斯（Phelps，1973）则指出，看似有说服力的名义利率应接近于零的观点在实践中并不是最优的。他注意到，如果政府必须通过扭曲性的税收来筹集自己的收入，那么最优政策是对所有的商品征税，包括持有的货币等流动性资产，因此最优利率应该显著高于零。另有学者则认为（Chari，Christiano and Kehoe，1996），即使政府的收入必须通过扭曲性的税收来筹集，对于许多经济体而言，接近于零的名义利率水平的确是最优的。因为在这些经济体中，货币起到了中介产品的作用，从公共财政的原则来讲，向中间产品征税并不是最优选择。
对弗里德曼法则的一个直观解释是，它说明，在考虑了风险因素之后，货币的实际收益率应该与其他资产的实际收益率相等。在一个确定性的环境里，不需要考虑风险溢价的因素，于是弗里德曼法则就意味着真实利率降低。有的经济学家把弗里德曼法则解释为真实利率总是为负。但查里等人的研究显示（Chari，Christiano and Kehoe，1996），在某些不确定环境下，即使最优的名义利率还是为零，也不存在通货紧缩。就是说，在最优政策下，通货膨胀率大致为零，因为货币会成为经济波动的对冲商品，在萧条时，持有货币的收益增加，而在繁荣时期则会减少。即使通货膨胀率为零，在考虑到风险因素之后，货币的收益率还是与其他资产相当。
在一些著名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名义利率为正是最优的。通常在这些模型里，如果政府有足够多的财政工具，那么名义利率为零本来是最优选择，但是，如果财政工具有限，名义利率为正也有其意义。
在价格有刚性的模型里，商品的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是迟滞的，政府的名义负债和消费税政策也有约束，名义利率为正就会成为最优选择。如果没有这样的刚性，即使政府政策还是有约束，名义利率为零依旧是最优选择，并且应通过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来调整政府债务的规模（Chari, Christiano, and Kehoe, 1991）。如果名义商品价格和工资是在刚性的状态下制定的，那么通货膨胀率波动的成本就很高，因为这会导致相对价格的不确定的变化。遇到这种情况，最优的货币政策就需要在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一个目标是，维持价格的稳定，避免相对价格波动导致资源出现错误配置。另一个目标是，把缺乏效率的其他交易手段的社会浪费最小化。不足为奇的是，这需要最优货币政策在导致通货膨胀的正利率与维持价格稳定的零利率之间做出妥协（Benigno and Woodford，2003；Khan，King and Wolman，2003；Siu，2004；Schmitt-Grohé and Uribe，2004）。只要政府债务或者消费税能够进行灵活调整，相对价格的意外波动就可以避免（Correia，Nicolini and Teles，2004）。
另外一种名义利率为正成为最优政策选择的环境是，个人之间分散风险的资产种类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印刷货币，可以一次性地实现收入转移。就是说，通货膨胀可以导致那些持有更多货币的人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持有更多货币的家庭通常更加富有。这样的转移形成了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帮助提高社会福利。最优的货币政策需要在风险分担的好处与使用其他交易手段的成本之间寻求平衡（Levine, 1991）。在这里，丰富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可以提供风险分担的机制，让货币当局的行为遵循弗里德曼法则（da Costa and Werning，2003）。
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在政府的财政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名义利率为正才是最优选择。但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是很常见的，所以最优的货币政策就需要在名义利率为零的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名义利率理论上应该为零，而在实际上，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应该维持在低水平。
关于低水平的具体定义还在讨论中，特别是，商品的品质改变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测量产生误差。尽管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都认为，年通货膨胀率连续超过3%就是不能接受的。
货币政策的演变
过去30年来，伴随着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各国对理论提出的各种货币政策建议展开了讨论并付诸实施。中央银行和其他货币政策决策人开始把稳定物价和控制通胀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许多国家还改革了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这显然是认识到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许多改革强调最小化不一致性问题的影响，强调可信度、透明度和问责制（credibility，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以及明确宣布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决策机制。改革实践证明，正如理论所推导的那样，世界正在向着遵守规则的决策体制发展。
在货币政策实践中，有两类制度变化特别显著：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更为突出的是，中央银行的章程纷纷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价格稳定是自己的首要目标。
很多实证研究指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没有对总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图1引用了有关的研究（Alesina and Summers，1993），显示出中央银行独立性更强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同一研究还显示，中央银行独立性更强的国家的总产出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对这些发现的一个解释是，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帮助缓和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由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例子也得到了证实：改进不一致性问题的影响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不会减少产出（Kydland and Prescott，1977）。
另有研究（Bernanke等，1999）提出，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设定在朝着遵守规则的体制发展，“设定通货膨胀率目标的时候，要考虑到短期政策对公众的长期预期的投射作用”，把这样的思考明确列入政策制定程序有助于解决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实际上，制定通货膨胀率目标经常是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区间（例如，Bernanke and Mishkin，1997），在没有考虑私人信息的理论模型中，最优政策不涉及区间，而是明确规定货币当局在各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货币当局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阿西等人则设计了一个模型（Athey，Atkeson和Kehoe，2005），其中，货币当局掌握着关于宏观经济的特有信息，那么最优政策就允许一定的相机选择的权限，即在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区间之内，当局拥有灵活性。利用这个办法，他们为实践中常见的通货膨胀目标决策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
有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和决策机制规则化的最生动例子，也许是欧洲中央银行的章程。其中的第105条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维持价格稳定”，第107条则强调和保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规定说，“欧洲中央银行、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它们的决策机构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听从欧盟的各种机构、成员国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指令”。还有，《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都包含了限制成员国政府财政政策选择的条款，以便更好地保证维持价格稳定的目标。欧盟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于德国以外的其他货币联盟成员国的效果尤其显著。
在过去20年里，英国的货币政策也在朝着增强独立性和遵守规则的方向发展。1992年10月，在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汇率危机之后，英国采纳了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制度。1997年5月，英格兰银行的运营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并在1998年的《英格兰银行法》中正式确认。如今，该机构正是把维持物价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其次才是确保自己的政策配合政府的增长和就业目标。政府将定期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目前是2%），然后由中央银行通过完全独立的行动来实现。作为目标的一个部分，政府还确定了允许通胀率浮动的空间，如果实际通货膨胀率超出了目标区间，中央银行需要报告偏离的原因、纠正的措施以及让通货膨胀率回归目标区间的时间。
各国货币政策纷纷向着遵守规则的方向发展，到2002年，有22个国家确立了强调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政策体制（Truman，2003），如下是这些国家确立该体制的具体时间（有的是再次确定）：1989，新西兰；1990，智利；1991，加拿大、以色列；1992，英国；1993，澳大利亚、芬兰和瑞典；1995，西班牙和墨西哥；1997，捷克和以色列（再度确认）；1998，波兰和韩国；1999，巴西、智利（再度确认）和哥伦比亚；2000，泰国和南非；2001，匈牙利、冰岛和挪威；2002，秘鲁和菲律宾。
这些国家都公开了自己的通货膨胀目标，并确认控制通货膨胀率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很显然，这个趋势是世界性的，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国家的数量正与日俱增。
作为最早采纳该体制的国家，新西兰在确立规则化体制方面走得最远，在1989年以前，新西兰的货币政策远不是遵守规则的，有关的研究这样描述（Nicholl and Archer (1992, p. 316)）：
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率多数时间都维持在两位数，1974年到1988年的累计通货膨胀率（以CPI计算）达到了480%……在整个期间，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多重的、变动的，很少有明确的陈述，也很少把降低通货膨胀率作为主要任务。
1989年，新西兰政府制定了法律，规定中央银行的任务是维持物价的稳定，政府与中央银行行长要共同确立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自该法案生效以来，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在过去10多年中远低于5%。
图2显示了四个采纳了通货膨胀率目标体制的国家的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和瑞典，特别确立通货膨胀目标控制体制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国家在采纳通货膨胀目标体制后，实际通货膨胀率并未全部控制在目标区间内，但都有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是否只应归功于目标通胀控制体制的施行，目前还有争议，但这个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是大家一致认可的。
即使在那些还没有明确采纳目标通货膨胀控制体制的国家，货币政策的决策制度也受到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显著影响。例如在美国，中央银行在过去25年里一直朝着公开化和目标控指的方向前进。1978年的《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The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通常也称为Humphrey-Hawkins Full Employment Act）要求，美联储的主席定期向国会报告货币政策。还有，美联储也采取了许多增强透明度的措施，例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公布的时间要比过去快多了，委员会关于利率目标的决策也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公布。在泰勒（Taylor，1993）之后，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指出，美联储朝着遵守规则的方向有了明显进步，较好地解决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上述的货币政策变化趋势也许不完全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结果，但最直观的解释是，正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些变革才得以发生。
关于财政政策的最优规则
有关税收制度的宏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研究，着眼点都是税收对于两类决策的扭曲：静态的消费与闲暇的取舍决策，以及跨时期的当前与未来的消费的取舍决策。对劳动收入和消费征税会影响人们的静态决策。当人们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增加工作的不快与获得的消费效用的大小。多工作一个小时，税前工资为w，税后收入为……，得到的消费为……。这表明，税收对于劳动供给的扭曲可以归结为税收引致的劳动量变化（tax-induced labor wedge，……）。消费税的扭曲效果与此相同。
对于资本收入征税，则会降低储蓄的收益，显著扭曲跨时期的决策。固定的资本收入税率的效果可以很容易得出，它相当于逐渐增加的消费税。而逐渐增加的消费税率将提高未来的消费的相对价格，扭曲跨时期的消费取舍。有趣的是，固定的消费税率不会改变不同时期的消费价格，也就不会带来跨时期的扭曲。
最优税收体制的原则和特点
设计最优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要筹集的必需的财政收入，同时使产生的静态和跨时期扭曲尽量小。有关的研究指出，最优政策有两个原则，首先，相似的商品应该有相似的税率，特别是，偏好与生产技术接近的产品的消费所受到的扭曲应该接近。其次，如果商品的偏好相似，又和劳动无关，那么所有的商品应该实行统一税率。
正如大量研究文献所采用的模型那样，以上原则可以适用于动态的随机环境。前一个原则——相似的产品、相似的税率——表明，最优政策在所有的时点和时期应产生同样的静态扭曲。对于第二个原则，大多数一般均衡模型都假定，偏好在不同的时点都是相同的，并且与劳动无关。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统一税率依然是最优选择，跨时期的消费分配不会受到扭曲。
在动态随机环境中，如果税收制度符合这些原则，也满足各个时期的政府预算都实现平衡的要求，那就应该有如下三个特点：（1）对劳动收入和消费的税率在时间上应大体保持不变；（2）对资本收入的税率大致接近于零；（3）政府债务收益率和资产税税率有所浮动，以便让各个时期的政府预算保持平衡。
对于前两个特点，需要注意到当劳动和消费的税率保持不变时，所有时点和时期受到的静态扭曲都是相同的。在资本收入的税率接近于零时，跨时期的消费也不会受到扭曲。
第三个特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保持平衡的要求，也是动态随机模型的要求：跨时期的消费决策与政府债务和税收收入的组成比例无关，而只受不同时期的税收收入的加权平均值的影响。由于劳动和消费税率保持不变，同时又不要产生跨时期的扭曲，因此其他形式的收入就需要有所浮动，政府的债务收入和资产税收入就是这样的选择。在债务收入方面，可以考虑如下的政策，在收入缺口比较大的时候，发行收益率低的债务，而在收入缺口小的时候，发行收益率高的债务。在满足上述的其他最优税收体制的特点的情况下，这个政策可以保证政府预算在各个时期的现值保持平衡，同时，政府不会受到收入和支出的意外波动的影响。
有一种担心是，这样的政府债务安排在实践中很少出现。其实，另外有几种办法能够实现类似的效应。其中一个是发行名义收益率不变的债务，当预算缺口大的时候提高通货膨胀率，在预算缺口小的时候降低通货膨胀率。在这一政策下，真实的收益率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调整（Lucas and Stokey，1983；Lucas，1986）。第二个办法是，发行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务，利用不同的利率结构调整其收益率（Angeletos，2002）。第三个办法是，把债务与变动的消费税率结合起来，以便让政府债务相对于消费效用产生浮动。然而，这样的安排要求劳动所得税率也要有相应浮动，以便使静态扭曲保持不变（Correia，Nicolini，and Teles，2003）。第四个办法是，在预算缺口大的时候对资本收入征税，在缺口小的时候对资本收入提供补贴（Chari，Christiano，and Kehoe，1994），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跨时期的扭曲，补贴是必需的。
如果上述的办法都不能采用，那么保持不变的静态决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指出（Barro (1979)；Aiyagari et al. (2002) ），劳动收入税率将出现随机变动的趋势。但也有人指出，这种趋势不会长期持续（Werning, 2005）。
财政政策实践
与货币政策相比，实践中的财政政策并没有随着宏观经济理论的进步发生那么大的转变。经济学家们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把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传递出来。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为了取得最优的经济效果，财政政策必须尽量减少跨时期的扭曲，因为这样的扭曲会对未来的产出水平产生非常大的效应。
跨时期的扭曲可以因为对资本收入的税收产生，也可能来自其他因素，例如，剥夺资本所有权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打击投资意愿的作用，政治腐败同样如此。
有研究认为，跨时期扭曲导致不同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出现了巨大差距（Chari，Kehoe and McGrattan，1997），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个观点包含两个内容：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因为资本-产出比的差距导致的，而资本-产出比的差距主要归因于跨时期扭曲。前一个内容借鉴了曼昆等人的成果（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总生产函数包括物质资本、组织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比例均为1/3。假如各国的技术水平相同，物质资本和组织资本受到同样的扭曲，那么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的对数值）相对于全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就等于各国的资本-产出比（的对数值）与全世界平均水平的比值的两倍。图3就是来自这个研究（Chari, Kehoe, and McGrattan (1997)），它显示了上述的比例关系。很明显，资本-产出比在解释各国的人均产值的差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于后一个内容，这一研究注意到，投资品对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了跨时期的决策。假定各国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政府政策导致的，那么，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可以用来直接衡量跨时期扭曲的大小。结果发现，各国的资本-产出比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扭曲的不同来解释，同时在一个国家内，扭曲的变化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增长奇迹的或者滑向灾难。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采取减少跨时期扭曲效应的政策，则会获得成功增长，反之则会失败。
随着跨时期扭曲产生的作用越来越获得广泛的共识，减少这种扭曲便可望成为标准的财政政策的核心，穷国走上富裕之路的机会也将大大增加。
有一些证据显示，发达国家已开始认识到跨时期扭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资本收入所得税有所下降。表1援引自格拉维尔的研究（Gravelle，2004），说明美国的资本收入的有效边际税率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47%下降到了21世纪初的28%。近来，美国的资本利得和红利收入的税率再度降低，对储蓄账户的税收优惠也大大扩展。
资本收入在历史上的税率很高，原因之一可能是财政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点，并采取措施来纠正，税率的下降就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定量的一般均衡模型打开了税收政策分析的窗口。尽管在研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突出的成果，但是在长期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中，这样的模型已经成为常用工具。例如，美国的总统税收改革顾问委员会就要求，对改革建议的后果要进行分析，“于是，财政部使用了三种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来测算改革建议导致的动态影响……新古典增长模型、跨代的生命周期模型以及拉姆齐增长模型”（引自《2005年总统顾问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Panel，2005，p. 224）。
拓展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因素，视之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过去几年中，许多研究开始注意政府政策对劳动力市场长期趋势的影响。这些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采纳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一般均衡模型（Kydland and Prescott (1982)）。尽管它们还没有得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已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是哪些因素造成的，什么样的措施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其中，学者们和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图4显示了欧洲和美国1956~2003年的失业率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欧洲比美国大致低2个百分点。但从1980年开始，欧洲的失业率迅速上升，而美国的出现下降。到2003年，欧洲超过了9%，美国只有5%。
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率，具体来说，就是每个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每年的工作小时。图5显示了欧洲和美国1956~2003年的情况，可以看出，欧洲的这个指标持续下降，而在美国，80年代之前保持稳定，之后却迅速提高。
以上的区别是怎样造成的？有关的研究提出了三种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税收以及失业救济。
劳动力市场刚性
一种普遍看法是，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比美国更为僵化。例如，欧洲的劳动法导致解雇员工要比美国困难得多。有研究指出（Hopenhayn and Rogerson’s ，1993），解雇员工的成本对失业率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解雇员工的成本高，导致企业不愿意解雇员工，从而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同时，这种成本导致企业首先就不愿意雇用员工，从而可能提高失业率。总的效应如何取决于宏观经济对于具体企业的就业决定的影响。有关的跨国研究也发现，总的影响是好是坏并不确定（Nickell，1997 ）。
然而，上述的研究却发现（Hopenhayn and Rogerson，1993），劳动保护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却是明确的。解雇员工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生产率。所以，降低解雇的成本，可能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工人不能从未来的收入中借款来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那么解雇成本就可以刺激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提高生产率（Acemoglu and Pischke，1999；Chari, Restuccia, and Urrutia，2005）。
税收
有研究指出（Prescott，2002；Rogerson ，2005），税收制度是欧洲和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同表现的主要原因。在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一般均衡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税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但取决于征税的方式，而且正如学者们强调的那样（Rogerson，2005），税收的使用也有关系。税收既有降低人们工作意愿的替代效应，也有增加工作意愿的收入效应，税收的支出同样可以产生收入效应。
例如，假设政府用税收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这些产品可以作为私人消费的某些替代。那么，只要在人们的效用函数中，消费与闲暇的替代弹性接近于1，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就会大致抵消，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就会接近于零，近似的说，公共产品的支出会一对一地挤掉私人消费。再假定，税收收入被一次性地转移到私人手里，或者用来购买私人产品，那么税收就只有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被转移抵消了），劳动力供给水平会下降。
普雷斯科特很明智地回避了这些问题（Prescott，2002），他指出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支出的影响都会反映在消费中。在这个模型中，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一阶条件是，消费和闲暇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劳动的税后边际产出。在给定消费和资本存量后，从这个条件就能得到就业与税收引致的劳动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利用这个办法，政府支出的方式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就可以通过它对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影响表现出来。
普雷斯科特假定，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都有单一替代弹性，并使用了长期平均数来消除份额因素，然后用这个简单的理论非常好地描述了西方七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就业变化。根据这些假设，边际替代率相当于c/(1-l)，其中，c代表消费，l是投入市场工作的时间比例；劳动的税后边际产出相当于……，于是销售-产出比（c/y）就包含了政府支出以及其他信息（如资本所得税等）。表2也是引自他的研究（Prescott，2002），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非常接近。
上述理论在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90年代中期进行对比分析时特别有效，部分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税收政策有了显著变化。如果用它来对比研究5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况，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因为正如图5所显示的那样，这段时期的就业率虽然持续下降，税率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普雷斯科特也承认，对于那些税率和就业水平都比较高的北欧国家，他的分析框架并不适用。
罗杰森（Rogerson，2005）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让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转移到服务业，并认为税收的改变和产业构成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欧洲和美国的就业水平的差异。
这些研究都很关注，人们如何在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之间分配时间，对于就业率的变化有重要启示。然而，对于非市场活动，它们并没有把人们寻找工作的活动和其他不在劳动力供给范围内的活动区分开来，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失业率的差别也就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失业救济
欧洲的失业率高于美国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欧洲的失业救济比较慷慨。合理的逻辑是，失业救济的条件好，会使得人们对于工作比较挑剔，从而造成了更高的失业率。但事实不见得如此，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欧洲的失业救济条件比美国优厚得多，但当时的失业率却低于美国。
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模型（Ljungqvist and Sargent，1998），假定人们的时间用来从事工作和寻找工作（而忽略了其他类型的非市场活动），结果表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欧洲有着更好的失业救济条件，也有着更高的解雇员工的成本，这导致欧洲的失业率低于美国。然而在80年代，有关的条件并未改变，结果却完全相反。但并不矛盾。
原因主要在于，微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员工之间的个人生产率的波动幅度在欧洲和美国都拉大了（Gottschalk and Moffitt，1994）。于是，在低生产率的岗位上工作的工人与失业的人都增加了。如果像欧洲那样，失业救济的待遇比较好，在生产率波动扩大时，失业者的保留工资只会有轻微下降，肯参与工作的人不会有大的增加，因此总的失业率就会提高。如果像美国那样，失业救济的条件很苛刻，那么随着波动的增加，保留工资就会迅速下降，失业率不会有大的提高。
这样的模型假定，工人是风险中立的，失业补偿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扭曲人们找寻工作的意愿。它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提供的失业救济应该取消。但如果人们是风险规避的，加上提供失业保险的私人市场不够完善，那么政府的失业救济还是有用的。救济带来的好处需要和它对人们找寻工作的扭曲进行权衡，这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例如，Atkeson and Lucas，1992；Hopenhayn and Nicolini，1997；Shimer and Werning，2005）。
在我们看来，从劳动力市场刚性、税收和失业救济三个方面来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差异都有道理，但是具体的影响大小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结论
我们认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和实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也正在展现出来。理论研究产生的社会效果显然是重要的，并且还在迅速延伸。
那些埋头于日常政策实务的经济学家们常常以为，在象牙塔里工作的同行对实际政策无能为力，只有总统和议员们身边的顾问才能显著影响政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政策的制定首先取决于制度设计，以及政府和议会对于许多需要权衡利弊得失的经济问题的认识深度。第一线的经济顾问们当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分析这些利弊权衡，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大作用。相反，缓慢而长期性的制度、实践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则可以给政策制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学院里进行研究的人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要对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并且把思考的成果传递给大众和决策层。至少在宏观经济领域，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的辛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瓦拉德拉扬•查里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在明尼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顾问。帕特里克•基欧为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明尼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货币顾问。本文选自《比较》27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