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最有名的君王，是亨利八世（1491-1547，1509登基）和他女儿伊莉萨白女王一世（1533-1603，1558登基）。八世有几件事后人议论不断：(1)有过六个妻子，杀害了其中好几位。(2)连年征战，耗尽亨利七世辛勤留下的资产。(3)为了与首任皇后（是西班牙的公主，也是八世哥哥的元配，女儿玛丽信仰天主教，登基后迫害基督徒，史称血腥玛丽）的离婚问题，得不到梵蒂冈教皇许可，改奉英国国教会（Anglican），迫害天主教人士，征收教会财产。
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八世的作为残虐无道，但长久以来民间对教会的批评，也给了八世整顿教会的借口。社会史学者大都认为，教会的贪腐是道德衰败（权力造成腐败）。经济史学者另有观点，认为在一教独大（天主教势力强盛）的宗教市场结构下，教会的行为模式，和「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厂商」，基本的行为模式类似：教会管理财务的方式并不是道德衰败，而是面对竞争与生存压力下的理性作为。
问：经济学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吗？教会的作为有目共睹，例如八世时的枢机主教Thomas Wolsey（1473-1530），不但有情妇、财富可观，还掌控政治、外交、军事大权，国内外树敌无数。如果以Wolsey为代表人物，怎么能说这是教会的理性作为？当时教会权倾一时，掌控主要资源与人脉，哪有什么市场竞与生存威胁？
答：粗略地说，都铎王朝取代金雀花王朝时，大约也是从封建领主走向国家体制的阶段。封建体制逐渐衰退，国家的角色明显提升，领主不再有能力当保护者，国家拥有税收权与强大的军队。天下开始三分化：国家保护子民免于国外的威胁；封建领主提供地区性的保护与司法权；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教会，提供宗教服务、慈善事业、医疗照护。
然而一山不容二虎，西洋棋盘上虽然国王与主教齐肩，但双方的权力已走向一长一消的不归路。到八世时就完全不遮掩了：透过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1485-1540，1532-40年间是八世的重臣），系统地迫害教会没收财产。为什么八世对教会这么不友善？因为从中世纪初期起，教会就是最庞大的政治机构，罗马的教宗是跨越国界的皇帝，透过庞大的统治阶层（以大主教和枢机主教为代理人），从各国吸取财富与权力。
问：教会通常提供宗教服务（祈祷与受洗）和社会服务（慈善济贫），修道者过着守身（不婚）与清贫的戒律生活，接受信徒的供养与捐赠，修道院提供教士基本生活与老年退休保障。这样的模式，在14世纪中叶之前相当成功，之后就逐渐衰落。例如部分的慈善救济功能，被私人的救济机构和国家取代，宗教市场的独占性，被基督新教（Protestant）分占。天主教的独占优势受到威胁，宗教市场出现新局面。八世和罗马教皇的关系，因离婚问题而决裂，英国的天主教版图受到重创。这个过程和产业的兴衰有几分神似。
答：宗教史学者和社会史学界，对这些过程已有很好的理解，他们的共同重点之一是，天主教在长期的独占阶段，在权力、财富、政治上已不避嫌，另一方面就会疏忽本业：对济贫与照顾老弱的投入不如从前。最为人诟病的是，教会高层生活舒适，追求扩大地盘，违反教会的初衷：济贫与奉献。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把持过久，也必然树敌无数。八世对教会的整顿并非一时兴起，也不是一意孤行，没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怎能拔除根深柢固、盘根错结的天主教势力？
这些众所皆知的史实，重点在解说教会因道德衰败而崩解。但这个观点忽略了一个更根本、更需要向前一步追寻的问题：什么原因导致教会道德衰落？换句话说，我们要问：在英国的天主教崩解之前，为什么它的社会地位已先衰落？
经济史学者提出一种见解：八世之前的天主教和独占性产业一样，面临市场的各种竞争与威胁，同时又要追求本身的利益极大化，不得不在财务上积极累聚。用厂商竞争理论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响应策略」，不是单纯的贪污享乐腐败，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必要之恶。
因为天主教会早已感受到，政治圈与宗教界的不友善气氛，也知道终将面临的命运。教会的自保策略，是从政治圈逐渐抽身，另一方面要获取经济利益，希望保留回转的余地。八世的执政团队看准这点，直接「抄产」（逼没教会的资产）。天主教的影响力迅速衰退，被八世主导的国教会（基督教）强力取代。八世身兼教会最高领导人，政教大权集于一身，与罗马教廷抗衡。
问：你讲得太简略，有许多论点需要具体证据逐点说明，否则让人感觉只是意见而非史实，宗教史与社会史学界无法理解，更不易接受。
答：当然，请容细表。提供圣灵服务的神职人员称为secular clergy（世俗的教士），负责平民百姓的灵性生活；负责物质面事务者（例如济贫与医疗照护），称为the religious（修士、修女）。中世纪的教会有两项主要功能：(1)从世俗面来说，提供宗教服务给王室与平民。(2)从修道院的角度来说，提供好几项「保险」功能：1154年之后，提供给僧侣（出家众）的生活与住宿，费用约占宗教社群支出的18%。
世俗面的服务，例如祈祷、各类仪式典礼、主持公道、提供咨询，这也是教会的收入来源之一。例如1420年时，约克郡教会提供婚礼服务，收费4便士、丧礼6便士、妇女产后祈祷净身费，每个小孩1.5便士（因为有可能双胞胎），也收取诉讼和遗嘱认证费。中世纪初期通常只有神职人员识字，王室需要宗教服务与协助，王室提供教士各种利益，例如在教会内设立某个职位，提供所需的经费，称为圣奉（benefices）。教皇与高阶教士，向王室或贵族提供的服务会得到圣奉，可减轻教会经济负担。
修道院的收入有两大类。世俗的收入，主要来自修道院的各种资产收益，用以支付庞大的开支。以约克郡Meaux地方的西多会（Cistercian）修道院为例，1393年时有26位修士与57位仆役；林肯郡的圣玛丽修女院，1537年时有102个人，26位是修女，其余是各式的劳动者与仆人：磨工、面包工、制鞋者、裁缝、洗衣、种地者、医者。虽然没有完整的账目记载，可以想见修道院的年度开销不低，主要的来源就是世俗的收入。修道院拥有大量土地，通常扮演领主的角色，向佃农收取各种费用；还有从领地内森林、田园、矿产、石矿坑的各项收益。
圣灵服务是次要的收入，例如捐赠所得的十分之一给教会（tithing，什一税，可用现金或实物缴纳），在公元944年时已是英国的法律规定。教会用这笔收入的1/3供养神职人员，1/3修葺教堂，1/3济贫。13世纪时，什一税的支出已不依照这个比例，穷人收到的救济变少，教会要求信徒修理教堂。什一税被僧侣挪用，牺牲穷人的利益，甚至还有欺骗的事发生。
什一税的原意，是作为「加入教会的会员费」，未缴纳者会被驱离。中世纪时若被教会驱离，等于是宣判社会性死刑。缴纳什一税之后，并不代表可以免费使用教会服务（例如丧礼与诉讼），犹如俱乐部在年费（有使用权）之外，还要收取单项服务费。
在什一税之后的收入来源是自由捐献，包括宗教用品、「香油钱」、捐赠金钱与土地。这类收入没有明确的账目可查，各地的状况差异很大。到中世纪晚期，这一直是重要的来源，尤其是瘟疫发生过后，保佑性的捐献会明显增加。另一项形式是捐赠土地或金钱，以信托的形式让教会做善事。中世纪的医院和学校，通常由教会主导，也因而是这类「信托基金」的受赠者。这可以解释为何修道院的资产，大多来自「继承」（富人逝后的捐赠），而非购买或交换。
问：感谢你用这么大篇幅，解说教会的收支项目，但这和宗教界的竞争有啥关系？
答：教会最重要的事，就是确保自己的存在性（不会被宗教市场淘汰），信徒的忠诚度与信任度是重要指标。信徒不是中世纪英国教会的主要忧虑，最担心的是另一项威胁：王室觊觎教会的丰厚资产，从13世纪开始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直到八世逼迫天主教崩解。教会在国家长期的威胁下如何自保？很简单：加紧聚敛厚增财力，补回被王室夺走的损失。换言之，教会为了维护本身的财富，又面临无法抗拒的威胁，不得不用各种手段聚敛财物自保。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性的自卫行为，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贪得无厌的道德衰败。
问：请用具体数字支持这个奇特的论点。
答：面对王室的巧取豪夺，教会（修道院）的对策很可以理解：减少社会性的开支（慈善济贫与医疗照护），另一方面尽力积蓄以防寒冬（政治迫害）。民间看到教会采取缩手政策，自然把原先要捐献的款项，转给非教会的慈善团体。换言之，教会遇到双重困境：王室的威胁与夺取、民间的撤资转向。八世怎么可能在短期内，摧毁盘据宽广、扎根甚深的教会体系？他只是放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挥摧枯折腐的效果。
若把眼光往更早期挪，就可以看到八世不是第一位迫害教会的君主。英国与法国的争战从未中断，只要打仗缺钱，君主立刻想到目标最明显、最不会迁移、最富有的金鹅：教会与修道院。反过来说，教会体系从长久经验得知，君主才是他们天敌，但又必须与王室共存，才能政教合一。这是只能共享乐不能共患难的黄金拍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试举几个实例。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1295年夺取法国克吕尼（Clunia）教派的房地产。爱德华二世（Edward II，1284-1327），在1308-12年间做过更激烈的举动：解散48个宗教团体（目的是占用财产）。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12-77）在133年时，也占用克吕尼教派的房产（数目不详），直到1361年与法国有短暂和平时才归还。这期间还有不少教会资产被王室充公，在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1367-1400）时，还把某些法国教会的资产转赠英国教会。1350-1414年间，至少有70多处的外国修道院被查封。
15世纪之前，王室通常把征收的外国教会资产转赠给英国教会，之后国库紧缩时，就直接归属王室。这些事在亨利五世、六世时都发生过，本质都相同：王室侵占外国教会财产，但不对本国的教会动手。王室对国内教会初次动手，是1404年下议院请求亨利四世，把教会的「世俗收入」转征国防用途。此事在1410年又发生过一次，但因Canterbury的大主教出面而作罢。
到了八世时就不遮掩了。1518年Wolsey枢机主教，首次征没本国教会资产，1524-9年间对30家修道院下手：1524年征收4个修道院、1525年17个、1527年3个、1528年5个、1529年1个。这些资产用来设立好几所学院，其中有一所称为枢机主教学院（Cardinal College），就是今日位于牛津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这些没入的资产也用在别的用途，也被挪为私用。
这一连串的攻击，只是废了教会系统的修道院，教会还持续提供世俗面的服务：祈祷、告解、婚丧礼仪、受洗、弥撒。八世因离婚问题与罗马决裂后，王室与天主教会的关系降至冰点，几位宗教领袖下狱问死，国教（基督新教）势力抬头，直到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37-53，1547登基，在位6年5个月）。到了八世的女儿玛丽女王（Mary Tudor，1516-58，1553登基，在位5年4个月），天主教势力回升，迫害基督徒，史称血腥玛丽。玛丽的妹妹伊莉萨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1558登基，在位44年7个月），改奉温和派的基督教。
简言之，单是在都铎王朝（1485-1603），教会与王室的关系数度起伏，修道院的财产与生命几经浩劫。天主教这个「产业」历经多次存亡危机，当然必须积极累积财富自保，才能在寒冬中存活。你认为这种积聚是贪腐，还是生死威胁下的理性作为?
问：听起来有点道理，也有些零散的数据支持。这些事情历史学者也知道，经济学者要有更完整的统计，才较有说服力。
答：那是1536年间，大约是明代中期，今日能找到零散数据就不错了。我们没有长期数字，说明教会的慈善事业质量下降。但宗教史文献中，对王室迫害日益严重、慈善事业质量下降的证据倒有不少。举个较具体的数据：Durham地区有个修道院名为Finchdale，1409-10年间收入187镑15先令1便士。它的救济支出约2镑10先令3便士，大约是总收入的1.3%，翌年占10%。1442-3年间收入177镑14先令6便士，救济支出11先令5便士（约0.3%）。这是现金部份，不包括实物救济，如果两者合并计，也不超过5%。
另一个例子是Lancashire地区，一个名为Whalley的西多会修道院，1477年的救济支出，占总收入的4%，1527年2.25%。1521-2年间，Worcester地方的Cathedral Priority，慈善支出占2%。宗教学者得到明确的结论：在修道院的优先级表内，对贫民开支的比例一路下滑。
另有一项研究数据：八世崩解修道院之前，210个修道院的年度总收入约1万镑（1535年），其中作为慈善用途的总额约2,700镑（3%）。原本规定修道院要用圣灵服务收入的1/3济贫，假设圣灵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1/4，慈善总额应该占总收入的8%才对，但实际上只有3%。很多声音质疑这5%蒸发到哪儿去了？社会对教会的信任感，在15-16世纪期间因而一路下滑，副作用是捐赠的热情也跟着降温。
精确地说，1480-1500年间的社会捐赠，约占修道院总收入的60-70%，之后开始下跌。1520-40年间（八世整顿修道院时期），从50%迅速跌落到1550年代的10%左右。这个情况延续到1600年，没有明显改善。
或许有人会问：会不会是因为基督新教日益兴起，抢走社会的捐献？应该不会，因为如前所述，这个下降的趋势从1500年起就很明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21），当时还没这个影响力。如果1500年是教会慈善支出的转折点，主要原因是民间对教会热情的整体性滑落。
问：你讲得这么复杂，我只听懂一个重点：近代国家的兴起，一方面造成封建领主的衰退，二方面造成传统宗教（英国天主教）衰退。所以宗教的衰落，不只是各教派之间的竞争，国家的威胁更大，王室才是宗教的天敌。君主的信仰的变化（例如八世从天主教转奉基督新教，大女儿玛丽天主教，二女儿伊莉萨白基督教），是造成英国教会兴起衰落的主因。
答：另一个重点是，以英国天主教为例，在面对王室迫害时，必须缩衣节食（减少慈善支出）累蓄财力，才能度过不知天日的酷寒。这不是教会贪腐与道德衰落（原本应支出总收入的8%做慈善，实际支出3%），而是求生存压力下的理性作为。反过来说，在安全可靠的封建领主制时代，修道院的收入稳定地位明确，就可以大方做慈善公益。
长期处于优势的天主教，在八世的严苛迫害下明显失势，基督新教能迅速补位的原因有三：(1)王室主导成为英国国教；(2)利用新兴的基督教，清理天主教的政经势力；(3)英国和欧洲北部的新教地区，隔海（英吉利海峡）对唱，日耳曼地区在新教上团结，对抗罗马的拉丁天主教圈。
参考书目
Clegg, Nancy and Clyde Reed (1994):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church in Medieval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26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