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幸福具有生物学基础和幸福感在中年时期的（暂时）下降的方式。
今年夏天，一个闷闷不乐的朋友前来拜访。他47岁，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算是在学界找到了安全感。不过，他不但没有心满意足，反而觉得落入了陷阱。如今在一门心思地想着逃出牢笼，这种反应令他惊讶无比。显然毫无道理，他哪儿出了毛病？我知道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我告诉他这都是幸福感U型曲线闹的。
不是每个人都经历U型曲线，但包括我本人在内，确实有许多人经历过。客观上说，我40多岁时功成名就。家庭稳定幸福，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而且还有称心如意的职业和非常能干的同事。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在各大报刊发文，赢得过新闻界的大奖。如果把我的事当作别人的故事讲来听听或者大学刚毕业时我能得到这一切，我肯定兴奋地高喊“哇塞，我能拥有这一切就好了。”可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失望，头脑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失败念头。事业无成，光阴虚度，渴望一种莫名其妙的变革或逃避。
我很清楚，自己的闷闷不乐和焦躁不安是非理性的，所以从来不对别人讲。想到这些，其实我想得很多，我拒绝接受中年危机的说法，因为我的生活很稳定，没有任何危机：更像一种不停飘落的失望。最让我感到恼火的是觉得自己有些忘恩负义，这比失望本身更烦人，因为我最讨厌这种人了。我希望理性能够占上风，我历数自己获得的种种庇佑，真的在心中把它们一个个列举出来，有时候甚至把我应该感谢的人名一个个写在纸上。用理性说服自己或许起一点儿作用，但很快失望就会卷土重来。每周如此变成每月如此，再变成年年如此，我的自我形象开始发生变化。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如今我似乎成了牢骚满腹之人，整天为真实的或想象的麻烦所困扰。我认定自己可能真的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愤青。
过了50岁之后，我遭遇了若干真正的人生挫折。父母双双离世，其中一个亲人因为患上可怕的疾病死在我的面前，而我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我因为所供职的杂志社重组而丢掉了工作，自主创业的努力也遇到麻烦，我想创办一个新的在线市场专门为有故事的记者和寻找故事的编辑提供合作机会。我的肩膀、肘关节、膝关节都开始疼痛。失望和自我责备之雾开始升腾，最初几乎看不见，随后就变得清晰可辨了。到了54岁的当下，我觉得似乎已经走出低谷了。但这个低谷到底是什么？
很久以前，在我30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伟大作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他曾经告诉我“中年危机开始于40多岁，你看看自己的人生就会想，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大约10年之后，危机就结束了，那时候你再看人生就会想，其实，这样的人生还是蛮不错的。”他现在已经离世，说这些话时他66岁。50多岁时回头再想想，他的话确实不错。包括我自己在内，意料之中的是我开始再次感受到二三十岁时的闯劲。每天醒来考虑的是未来前景而不是对过去50年的回顾。感恩之心又回来了。
我发现U型曲线是在将近50岁的时候，开始关注有关这个话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要是我40多岁时（甚至更早些，30多岁）就知道这些就好了，幸福感受到年龄的影响，尤其是中年时期，无论你称之为中年危机还是别的什么，对许多人来说，中年是向更美好生活阶段的过度，是我们有理由期待的东西如智慧。我是多么希望之前有人能像我现在告诉焦虑的朋友那样给我安慰啊！他没有任何问题，别人也一样。
19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一个名叫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经济学家得知世界很多国家进行的幸福感调查。因为很好奇，他开始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在此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东西：超过临界点之后，这些国家即使更加富裕，其幸福感并不会增加。他现在是南加州大学教授，被尊为专注于人类幸福研究的新型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说，像幸福这类主观性的东西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有时候显得很怪异，其发现在很多年里被认为是逸闻趣事，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聊天的内容但很难成为严肃研究的课题。
30年之后，到了1990年代幸福经济学浮上台面。这次一群劳动经济学家开始对工作与幸福的关系产生兴趣，其中就有达特茅斯大学的大卫·布兰奇弗洛（David Blanchflower）和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他们开始国际性的生活满意度调查，并且得到出人意外的发现，即世界各国重复出现的同一模式。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大卫·布兰奇弗洛告诉我“无论你看什么样的数据，你都得到同样的东西”：生活满意度随着进入成年的头几十年而逐渐下降，到了40多岁或50出头进入低谷，接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到晚年），生活满意度达到比年轻时更高的水平。该模式常常被称为U型幸福曲线。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她现在供职于我担任高级研究员的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迅速脱贫的秘鲁人。她想知道“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她告诉我，她吃惊地发现客观生活条件并不能决定主观的生活满意度；在秘鲁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许多脱贫者感到自己比从前贫穷时更不幸福。她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到处搜索，她发现幸福经济学的文献很少，在深入研究调查数据后她首先在拉丁美洲继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的U型曲线。她说“这是一种统计学规律，是有关人类生活条件的内容。”
U型曲线出现在对调查整体生活满意度问题的回答上而不是特定时刻的情绪变化。曲线的准确形状和低谷的年龄段因为国家、调查问题、调查对象和统计学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确，U型曲线不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可能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能够跨越差距甚大的调查、国家、代际和分析的单一模式。虽然如此，该模式出现的频率之大让人根本无法视而不见。比如，在2008年的调查中，布兰奇弗洛和奥斯瓦尔德发现80个国家中55个国家的评价最低点都处于46岁，调查问题是“综合考虑所有因素，近来你对生活整体满意度如何？”格雷厄姆和米兰娜·尼科洛娃（Milena Nikolova）最近查看了国际调查，该调查要求149个国家的受访者为其生活打分，这是个从0到10的量表，其中10“代表最好的生活”，0代表最糟糕的生活。他们发现在80个国家中年龄与幸福之家的关系。除了9个国家之外，所有国家生活满意度的低谷都出现在39岁到57岁之间（平均最低点是在50岁。）
猿猴的幸福感低谷与人类似，也在相当于45到50岁之间的年龄段，这说明幸福曲线不仅仅出现在人类身上。
富裕国家的幸福曲线更明显，那里的人寿命更长，老年拥有的财富更多。有时候在原始调查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即中年人表达的总体满意度更小。但是这里有一个障碍：在很多例子中（包括我上文引用的两个分析），基于年龄的U型曲线只是在研究人员对诸如收入、婚姻状况、就业等变量调整之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仅仅关注年龄的影响。有些学者包括本领域的权威伊斯特林在内对这种调整持悲观看法。威斯康辛大学老年研究所的所长和心理学家卡罗尔·莱夫（Carol Ryff）告诉我，“在我看来，那是遮蔽故事而非将其澄清的方式。”但是，过滤重要的生活背景因素意味着某些有意思的东西：生活满意度可能存在某种独立于生活背景的模式。换句话说，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一样，中年时期或许更难感觉到对生活的满意，如果与其他阶段相比的话。布兰奇弗洛和奥斯瓦尔德已经发现，从统计学上来看，从20岁到45岁这个阶段的幸福感丧失相当于非自愿性失业的影响的三分之一。
奥斯瓦尔德告诉我，“我认为这是有关人类的第一流发现，数百年后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这么远。许多心理学家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U型曲线是从大数据中产生的统计学特征，心理学家更愿意研究实际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实验群体，最理想的是跟踪整个人生的纵向研究。莱夫告诉我“我认为针对人生道路模式提出概括性说法是错误的。从终极分析来看，当你谈论这些庞大的基因故事时，你们并不是在谈论真实的人。”因此，心理学家去寻找中年危机的证据，即中年的独特现象而不仅仅是人生任何阶段都可能出现的压力或者困难，他们还没有找到，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充满信心，经济学的各个地方都似乎发现了冒着烟的手枪。
在最近的研究中，U型曲线研究者已经开始找到更难忽略的证据，它们不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奥斯瓦尔德、特伦斯·程（Terence Cheng）和纳塔伍德·波多萨韦（Nattavudh Powdthavee）已经发现三个国家的四套纵向数据中存在U型曲线：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它跟踪了个体长时间的生活经历而不仅仅是统计学快照式数据存储点不同年龄的对比。布兰奇弗洛和奥斯瓦尔德在查看了27个欧洲国家的样本后发现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典型山峰状模式”，高峰出现在40多岁末期。中年时期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龄段的“将近两倍”。他们还发现，该模式同样出现在收集相关数据的美国两个州（新罕布什尔和新墨西哥州）。
当奥斯瓦尔德和包括两位灵长目动物学家在内的其他四位学者发现U型曲线出现在猩猩和猿猴身上时都惊讶不已。动物园工作者、研究者和其他照看动物者填写的问卷调查为其灵长类动物（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美国的500多头猿猴和猩猩）的幸福感打分。猿猴的幸福感在相当于人在45岁到50岁的年龄段处于最低点。作者们在2012年的论文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暗示人类的幸福曲线不仅是人类独有，虽然人类生活和社会因素可以做出部分解释，但其根源或许还在于人与猿猴共享的生物学基础。”
我认为证据说明的问题在这里：中年时期完全有可能感到满意，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能更加困难。这就是我以及我为写本文所粗略调查的某些人对U型曲线的感受。
我的一个45岁的朋友S告诉我“我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他描述20多岁时兴奋和好玩（我真的很笨，但我觉得自己知道东西很多）30多岁时是努力拼搏和稳步收获的时期（我觉得走上轨道，就像白色警戒线和美国梦），到了40岁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离婚、单身养孩子和心脏病而搞得身心疲惫。他说他现在已经很难感受到幸福，从而导致某种我感受到的自我怀疑：不知不觉地怀疑自己是否命中注定就是个倒霉蛋。他还担忧其闷闷不乐是否其人生问题的起因而不仅仅是结果。S告诉我“从职业上看一切进展顺利。但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足以让我的妻子离我而去。如果我进行了深度心理学潜水，我可能说任何东西都无法我感到满足。或许我的心理真有毛病。我觉得人生是个必须战胜的挑战而不是应该去享受的冒险。我想过逃亡巴西，然后隐姓埋名在旅馆工作。到了50岁的时候这个想法可能会改变。”
我很高兴地告诉他命运对他是有利的。
我的朋友K是54岁的妇女，其人生轨迹与S有些类似。她在20多岁时成绩辉煌（从事我梦想的工作）前程似锦；在30岁时不断取得进展（努力拼搏），到了40岁遭到一连串的打击，父亲去世，母亲中风，女儿出生后丈夫离家出走，她自己遭遇下岗。虽然这一切都挺过来了，下岗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事业做得更好，赚的钱更多），可她养成了对其人生的心酸的幽默感，悲哀地告诉自己至少她经受了这么多灾难，不想一股脑儿详细描述出来。
在过去几年，情况开始变得好转，而且非常明显。K的50岁生活不仅少了外在动荡也少了内心波动。她说“在日常生活中，我或许和从前一样，但我的感受变了。”她的价值观已经从工作转向别处：“我开始认为工作不再是成就感的主要源泉。现在我开始以帮助他人和为社区做贡献衡量我的人生价值。我享受这些年来培养起来的人际关系，老朋友并与他们一起成长。现在总是劲头十足而且充满期待，不是生活在当下，对现在充满感恩之心。我认为我又感受了恩泽。遇到问题时，我可以抱怨或对发生的事感到很糟糕，但总体上已经是积极的好事。我认为感恩之心已经帮助我不仅生活更满足而且更愿意付出。”她描述自己50岁的生活非常好，而且还在不断改善中。
我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沮丧忧郁，但我觉得比在40多岁时更容易欣赏已经拥有的东西，甚至无需像十年前那样写出所拥有的好东西的清单。我的事业、同性婚姻取得成功当然有帮助，我本人在50岁时获得了合法的婚姻。但内心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在40多岁时我取得了很多成功，但没有一项成功是足够的，难怪我脾气坏。在我看来，感恩之心似乎离我而去的一段时间过后又回来了，这让我感觉到上天的恩赐。
这种恩赐似乎有一个很好的科学解释：研究显示人们的满意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从50岁初期经过60岁和70岁甚至更高，一直到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机能丧失和疾病使其走向人生尽头（这个终点很难笼统地论述）为止。比如，在2011年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卡斯坦森（Laura Carstensen）和七位同事发现“感情生活的高峰直到70多岁时才出现，”这个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发现常常遭遇大众的怀疑，连科研人员自己都有些不相信。卡斯坦森向我描述其本人的生活模式。她说“对我来说，40多岁是最糟糕的时期。在专业上总是不够好。我认为在50多岁时已经走出迷雾。”现在到了60岁，“我觉得自己享受特权，我能感受到这一点。”康奈尔大学人类发展和社会学教授艾琳娜·韦星顿（Elaine Wethington）现在60岁出头，在谈及50多岁的转折点时说，她的研究发现到了晚年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对未来更乐观。她告诉我“我觉得我已经在工作和事业上达到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当然没有保证，但发表这篇文章已经让我觉得在50多岁时感受到的好转可能继续下去。正如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在我提及自己40多岁的回升时向我感叹的那样“一直等到你到60岁。”
当然，最有趣的问题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幸福常常是U型曲线？为什么中年时期的生活满意度最低？为什么随后满意度会回升？
部分答案在于研究者所说的选择偏见：不幸福的人往往更早的时候就死掉了，从这个样本中消失了。当然，中年往往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工作、孩子和上年纪的父母等各种要求纷至沓来。但是单单这些似乎不足以解释。我能证明自己从U型曲线中挺过来了而没有在此过程中死掉，我们从跟踪个体进行的幸福研究中知道别人也如此。请回顾一下U型曲线常常出现在调整了生活中的其他变量（孩子、收入、工作、婚姻）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并不纯粹是情景性的。
一个常见的在我看来正确的假设是卡斯坦森及其同事在2011年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们写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地平线的缩短，人们在最重要的事即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上投入精力更多，从这些投入中收获的满意度也越来越多。”对许多人来说，中年是重新校准生活标准的阶段，他们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生活，评价的标准不是社会竞争而是社会交往联系。40多岁时，我热衷于拿自己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相比，为自己打分和评判，计算在竞争中落后别人之处。我的最佳畅销书在哪里？文学代表作呢？巴拉克·奥巴马比我还小，看看人家！在我50多岁时，就像朋友K，我觉得自己更愿意看重和欣赏人和人际关系，似乎大度地将难以胜利的地位竞争推倒身后。卡斯坦森告诉我，“当未来变得不那么遥远而且受到更多限制时，人们往往集中在当下，我们认为这对情感体验更好些。老年时缓慢激发起来的目标是那些有关意义和享受当下生活的东西。”这些恰恰是K和我的非正式研究样本中提及的其他人感受到的变化。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最具相关性的是大众传说和研究文献中常常描述的变化：由于某些原因我变得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卡斯坦森说“人生目标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为它们是在时间背景下确定的。在人们认识到未来受到越来越多限制时，他们确定的人生目标就变得更切合实际和更容易追求。”对我来说，再向上爬的期待已经消退，因而感受失望和失败的机会也就小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期待差距缩小的观点最近得到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普林斯顿大学健康与幸福研究中心的年轻经济学家汉尼斯·施瓦特（Hannes Schwandt）提出了令人兴奋的发现。他使用德国从1991年到2004年的纵向调查数据，很不寻常的调查问题是要求人们说出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度和五年后理想生活的满意度。这让他能够对比同一批个人在不同时期对未来现实的期待。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了同样的结果，无论受访者的经济地位、年代、甚至是在东德还是西德（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如何：年轻人持续地突出地过高估计其五年后的生活满意度；而上年纪的人低估未来的生活满意度。年轻是永远处于失望的阶段，而老年总是带来意外惊喜的阶段。而且，施瓦特发现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即中年时期，人们经受双重的打击：对生活的满意度在下降（这是U型曲线，揭示得非常清楚了），对生活的期待也在下降（事实上下降速度比生活满意度的下降速度更快）。换句话说，中年人往往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悲观，这当然注定要让你感觉糟糕。但是，最终期待停止下降。它们定在比青年时更低的水平上，但现实开始超越期待。惊讶开始逐渐变得积极和正面，生活满意度开始回升。在施瓦特的样本中，交叉点出现在你预料到的地方：50多岁时。
施瓦特写道“这个发现支持了生活满意度的年龄U型曲线假说，它是因为中年时期痛苦地感受到的理想受挫造成的，但到了更高年龄段他们幸运地放弃了这些理想，因而更少感受到遗憾了。”
好吧，就算如此，这种放弃和重新定位为什么就一定出现在中年时期呢？更确切地解释还要再等几年后才出现。虽然如此，线索已经出现在脑科学领域，它们暗示了既令人兴奋又显得古老的答案。
迪里普·耶斯特（Dilip V. Jeste）是个有着不寻常出身的杰出心理分析学家。其“杰出”一面是他拥有多个学术头衔，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美国心理分析协会会长，作为全国最多产的老年心理分析师的记录。他的奖状和获奖证书挂满了办公室的整面墙壁，里面有美国心理分析学院颁发的老年心理分析研究奖和《圣迭戈杂志》“2013年度最佳医生奖”。其不寻常一面是他出生于印度的一个小镇（他的英语带有一点儿马腊迪语口音）。他的医生理想旨在帮助老年人成功度过晚年而不仅仅是治疗其疾病，他相信智慧是一个不仅属于伊索和亚里斯多德的概念而且属于最前沿的神经科学。已经70岁高龄，看起来身体瘦弱的耶斯特绝对不是神秘人物，走近才会发现他敏捷的走路节奏。他和同事们使用电磁扫描技术和心理学测试电池研究人的大脑以便找到心智和情感活动线索。
10多岁在印度时，耶斯特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说“那就像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小说”促使他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拿了心理分析学位并到美国做学术研究，先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后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在研究上年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时，他吃惊地发现他们年纪越大做得越好。这让他探索人们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进步的，虽然健康问题恶化和身体机能的其他不良变化。2006年和2013年两次发表研究报告，说明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更幸福了而不是更糟糕了，虽然在进入晚年后可能导致人们情绪低落的慢性健康疾病越来越多。他说，“这真的令人吃惊。”
耶斯特告诉我“我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实际改善的有没有认知因素？”这让我思考智慧问题。我开始纳闷我们看到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否与他们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更聪明有关，虽然身体机能越来越糟糕。
他的医学界同行至少可以说是怀疑，他们告诉他智慧研究应该留给哲学家们去做而不是神经科学家或者心理分析家。“我接受了这个挑战。”耶斯特在敬重智慧的世界长大，他说，“在印度长大是文化因素，我们阅读印度教的圣典《博伽梵歌》（the Gita），《博伽梵歌》真的是智者应该做什么的记录。”最近一些年，西方心理分析学已经产生了数量很少但非常科学的智慧研究文献。调查这些现代和古代文本后，耶斯特发现智慧概念在多个世纪后和世界不同地区仍然“惊人地相似”：“在全世界，我们对于智者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观念。”智者的品质往往包括爱心和同情心、良好的社会推理和决策、安详镇定、宽容不同价值观、安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这些品质合起来不仅改善智者的生活质量，而且改善其所在社会的质量。智慧具有亲社会性（哪个社会希望智慧少些呢？）耶斯特说，人类在生育期过后还能生活特别长的时间，从进化的角度看，或许智慧给我们的孩子或者尊老敬老的社会群体提供利益。他说“智慧在任何阶段都有用，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年轻人处于生育期，即使不聪明也不要紧。但老年人需要找到其他的办法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做贡献。”他说，“年轻人更喜欢竞争而老年人在情感上更多约束，更宽容多样性，更有深远眼光”也是可能的。无论如何，他相信智慧概念的普遍性说明存在一些生物学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寻找大脑中有智慧之源的证据。
“情感生活的高峰到了70多岁才会出现。”
今年夏天在圣迭戈，我观看了耶斯特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临床分析学家丽萨·埃拉（Lisa Eyler）进行的大脑图像实验来了解老人如何处理与爱心有关的任务---智慧元素。他们和71岁的企业教练J打招呼，她装备了耳塞、戴在头上的光学仪器，使其看见投射出的形象，“一个按钮盒”让她回应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个惊恐按钮用来告知实验停止。接着，她被推进核磁共振扫描仪，这台机器庞大，令人印象深刻，并发出很大的声响。她花费了一个小时完成设计好的任务，刺激认知和情感中心---记忆字母，选择面部表情---同时电脑记录她大脑工作时的形象。在这之后是坐在手提电脑前坐半个小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标准化移情测试，他们让J看一些照片，有些照片很温馨，有些令人不安---然后记录她的反应。最后是临床医生访谈。J自认为是智慧之人吗？有时候，当她有更多时间思考而不是陷于危机时。她的智慧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吗？当然，绝对的。这产生了差别吗？是的，她学会了不再表现轻率，她更好地看到他人的优点，即使并没有在外表上显示出来。所有这些信息都被拿来与几十个其他受访者的结果进行比对，梳理出老年爱心神经学的见解；这些结果反过来将为智慧世界添砖加瓦。
智慧科学还处于婴儿时期，耶斯特说，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聪明（对应从经验中学习---当然有智慧因素）。大脑中没有“智慧器官”。智慧是天生的多种类品质，是许多其他功能的表现特征。（一种心理学智慧扫描实验设计了39项多样性问题，虽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心理学家在将这些数量减少到具有操作性的十几个左右。）
但是上年纪的某些因素的确有助于智慧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2012年挑衅性的标题“不要愤怒地回顾！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老年生活中对错过机会的反应”的论文中，德国一群神经科学家使用大脑扫描仪和其他物理测验对心理和情感活动进行考察，他们发现如果和年轻人相比的话（平均25岁），健康的老人（平均66岁）已经“减少了懊悔反应”。也就是说，老人更不容易对他们没有改变的东西感到不快乐，这种态度当然前后一贯。古老的传统都认为禁欲主义和平静是智慧的一部分。事实上，人们普遍接受的是老年人的大脑对负面刺激往往比年轻人更少有强烈反应。康奈尔大学教授艾琳娜·韦星顿（Elaine Wethington）告诉我，“年轻人就是有负面情绪，”老年人的大脑或许更少受到影响我们早期生活的愤怒的影响。而且，斯坦福心理学家劳拉·卡斯坦森告诉我（总结了很多证据）“年轻人在管理自己的情感时往往很糟糕。”多年前，父亲曾提出同样的观点，当我问他为什么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不再容易生气了。而在更年轻的时候，这个毛病一直是其生活和我家生活的阴影。“我认识到我不需要对一分钱的挑衅做出5美元的反应。”
其他研究发现社会推理和长期决策的能力也是随着年龄而增强，精神性在提高（尤其是女性）；年纪大的成年人更容易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感到舒服。尤其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耶斯特和同事们的发现，老年人为大脑特定区域的恶化采取的补偿措施，即动用其他区域的额外神经网络，增加所谓的神经可塑性来补偿认知能力的衰老，这或许带来其他好处。耶斯特还注意到联系奖励的大脑管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丧失某些敏感性，可能减少冲击力和成瘾倾向。
但这再次证明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动变得更聪明（或更满足、更平静、更有感恩之心）。许多年轻人很聪明，许多老人并不聪明。但它的确暗示上年纪改变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更容易变得聪明（更满足、更平静、更有感恩之心）。我相信这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中年生活的意义。
在1990年和2000年初期，当大卫·布兰奇弗洛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和卡罗尔·格雷厄姆等人开始调查U型 曲线时，几乎没有人感兴趣。现在，格雷厄姆告诉我“可笑的是我已经赶不上它的发展速度了。”过几年，科学将知道老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更多内容，甚至能够应用某些知识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时期，并变得聪明。我相信，U型曲线的更大意义不在科学或医疗方面而是文化含义。这个曲线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社会讲述一个与从前不同的更好的中老年生活故事：该故事更准确、更宽容、更少尴尬、更少孤独。
当然，现在支配性的故事是中年危机叙述。虽然中年作为生活独特阶段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按照《在我们的辉煌时期：中年的发明》作者帕特里夏·柯恩Patricia Cohen），但中年危机的观点是最近出现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在1965年已故心理学家艾略特·雅各（Elliott Jaques）的文章中。在1974年，在其畅销书《阶段：可预期的成年生活危机》中，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 盖尔·谢丽（Gail Sheehy）用一个40岁男子的例子描述了中年生活危机：
他已经实现了职业目标，但感觉到沮丧和不领情。他抱怨妻子和身体周围的一切使其陷入牢笼中动弹不得。打破牢笼的幻想开始主宰他的思想。他遇见了有趣的女人，另一工作领域，这个国家的欢乐之乡，所有这些都成为他希望的避难所。但是当这些欲望对象到手之后，常常开始自我颠覆。新的情景显现为危险的陷阱，他渴望逃离，并返回到老家和妻儿身边，失去他们让他感受到真爱的力量。难怪许多妻子感到惊讶。
这简直就是对我在40岁时感受的描写。人人都在称赞谢丽（Sheehy）的远见卓识。但请注意不赞同的元素悄悄地进来了，“妻子感到惊讶”，社会也感到惊讶。中年危机的社会叙述一旦出现就带上了种种隐含意义，比如不负责任、逃避主义、自我放纵、反社会行为等等。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韦星顿在她2000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发现25%的美国人提到感受了中年危机，许多人排斥这个观念，认为中年危机不过是为其缺乏成熟的行为寻找的蹩脚借口而已。危机这个词也促成了它的负面含义，因为它隐含着惊讶、中断或失去控制等，而证据指向一个延长的衰落过程，虽令人讨厌但还能控制。
我认为U型曲线的故事讲述了在感情上更美好和更准确的故事。它不仅关于混乱或干扰而且是虽然困难却自然的新平衡转变过程。我发现当我告诉陷入困境的中年人这个观点时，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如释重负的轻松。仅仅得知这是普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尼斯·施瓦特（Hannes Schwandt）注意到他称为反馈效应的东西：“你的失望部分是因为失望本身引起的。”如果更多人明白U型曲线模式有多么普遍，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做出促成失望的预测性错误，也不那么容易对自己感到失望做出严厉评判了。
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告诉我，“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说我们陷入这个困境中了，但至少你知道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如果你在40多岁时感觉很不好。”他补充说，“如果你情绪低落，那是因为你埋怨的对象错了。”人们渴望寻找某种解释来说明为什么犯错或者作出糟糕的决定。当然，那些能让人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俗套的中年危机，不知不觉的变化和判断失当的行为。在我40多岁时，莫名其妙的不满就像到处寻找主人的寄生虫黄蜂，它专注于职业发展，不受欢迎却持续出现，刺激我产生从杂志专栏辞职的冲动，今天，我在等待什么呢？幸运的是，我的更好判断和朋友们阻止了我的莽撞，如果真辞职，肯定是一次无用的自我毁灭的行动。虽然如此，回过头来看，我希望之前有人警告我不满的根源是U型曲线而不是专栏，许多其他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可能也有同样的麻烦。
关于年龄和幸福的交叉点，科学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我认为开始传播U型曲线的消息并不算太早。因此我告诉三四十岁的人一切都是未定之论，他们或许能够在宏大的情感方式度过中年生活，但是如果遇到麻烦，他们并不孤独，通常生活会变得更好，所以要挺过去，不要做傻事。乔治·奥威尔40岁的时候（他活到46岁就死掉了）写道“任何人生如果从内心的视角看都是一连串的失败。”感谢上帝，从我后来逐渐增加的智慧来判断，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U型幸福曲线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米兰娜·尼科洛娃做的分析和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画出的曲线显示美国人的年龄与幸福间的清晰关系。受访者给出的与“最好生活”相关的生活满意度，0最差，10最好。
译自：The Real Roots of Midlife Crisis by Jonathan Rauch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4/12/the-real-roots-of-midlife-crisis/382235/?single_page=true
作者简介：乔纳森·罗奇（Jonathan Rauch），《大西洋月刊》、《国家期刊》编辑，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翻译：吴万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