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节选自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 2014年8月发表的论文。相较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拥有大量案列的专著，这篇论文更为清晰的阐释了不平等的逻辑。作者Daron Acemoglu是MIT经济系教授，James A. Robinson是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
任何令人满意的分析不平等的状况的框架，必须考虑到资源分配时的制度类型与制度内生性的演进。这一框架是Acemoglu和Robinson2005年提出的，一个用来分析长期经济发展的框架的扩展。该框架的主要部分如下：
这张图表明，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例如应该剥夺哪个团体的权力，政治权力应该如何竞争，怎样去限制政治精英的权力等），它们跟社会的不平等一起，同时还会影响实际的政治权力分配。例如，实际的政治权力不单取决于该社会存不存在多元的社会和经济团体和司法制度是如何对待抗议，还取决于组织这些团体所需的资源来自何处和他们会怎样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实际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一起决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挑战（因此，“政治制度”为t+1期，图中用“政治制度t+1”表示）。经济制度影响科技（现存的科技，以及内生性创新和干中学过程中的科技演进，有没有以及怎样被高效地利用）。经济制度同样影响技术的供给，这是一个关于贯穿历史直至今天的不平等的关键的决定因素。最后，经济制度会通过其和不平等在科技方面的作用、其对技术供给和价格的作用，来影响经济行为和不平等。这意味着，在给定的供给和需求下，经济制度也会影响价格，比如通过监管，税收，或影响厂商或个体的不同方面的议价能力。
时序表明了，政治制度和不平等是会作为将来的不平等机制的初始状况而被继承“状态变量”。不平等不应该以单一指标来概括，比如基尼系数或最上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更一般的水平上决定了资源的分配。
这个框架也提及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最上层1%人群的收入。最上层1%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是十分有害的，但这并不是有效思考不平等的社会影响和福利结果的方式。更为相关的是机会平等，或者说公平的竞争环境的缺乏。这些由不平等所创造，或是被相同的因素创造的机会平等的缺乏，巩固了最上层1%人群很高的收入占比。公平竞争环境的缺乏更可能会使得国家减少其投资，创新和资源分配的效率。但是最上层1%的不平等也许不是与衡量机会平等的收入分配，和对社会人才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的障碍的最相关的层面。例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财富翻倍，美国社会会变得不那么精英化吗？这似乎并不是正确的。Chetty, Hendren, Kline 和Saez (2014)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在最上层1%人群的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内急剧上升，美国社会的上下流动性也没发生什么变化。另外几种不平等，例如南非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美国底层和中产的人群之间的隔阂，也许与公平的竞争场地更为相关。
尽管如此，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将最上层1%人群的不平等看做是中心，这样一个维度对于政治制度来说是有益的。在一个由少部分的家庭和个人掌握大部分财富的社会中，很难维持一种使政治权力和政治参与广泛存在且分散的政治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APuga和Trefler2014的文章提及一个警告世人的故事，讲的就是中世纪的威尼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富裕和世袭家族良好条件的家庭会利用他们经济上的权力，从根本上阻止其他人获取政治权力。一旦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他们能由着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改变经济制度，使得其他家庭无法参与利润较多的商业，并且禁止制定相关合同，使得只有有限资本的个人无法参与到长期贸易中。政治制度上的这一改变，使得经济制度随着恶化，预示了威尼斯的衰落。但是，如果最上层1%人群带来主要威胁是政治方面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将关注放在监督和遏制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带来的政治结果上，并且，政策的制定应该明确地与社会的制度失灵相关，也应该放在增强对制度的检查中去，以防止这类权力集中的现象。
（编辑：huiz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