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等人的实验告诉我们，政治精英并不如传统上认为地那样自私，反而他们更重视公平。
文/我的名字叫Sharken（经济心理学研究生）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且极端自私的，他们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政治精英通常被认为是是这一假设的极好体现——他们在决策和谈判中是绝对理性的，民众可以放心地将国家事务交由这些时时刻刻想着最大化国家利益，以及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丝毫不会怀疑他们是否也会对对手产生恻隐之心。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国际谈判模型（th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也假定，政治精英全是自私自利的，他们除了自己的政府，别人谁的利益也不会考虑。
然而，最近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据——他们发现，政治精英并不像该模型预测的那么自私，反而他们较常人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感，也就是会考虑到对手的利益。研究论文[1]已于12月15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之前还没有任何一项研究直接测量过政治精英的博弈行为，这个由国际关系学教授大卫·维克多（David G. Victor）主持的研究共选用了102位平均拥有21年高级谈判经验的政治精英作为被试。他们中有人供职于政府或来自政策智囊团，有人是企业或无政府组织中专事政策协商的高级顾问。维克多表示，该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首次测量了政治精英的博弈行为。此外，他们还选择了132名大学生，以及从亚马逊旗下威客网mTurk上招募的1007个志愿者作为两个对照组。
政治精英并非一毛不拔
研究旨在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谈判中，政治精英的表现是否有别于常人，也即他们是否更追求公平感；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他们选用了一个行为经济学中研究公平的常用范式——最后通牒博弈（the Ultimatum Game）实验。在实验中，两名被试需要分配一笔金钱，其中一名被试作为提议者有主动选择提案（offer）的权利，也就是分多少比例的钱给对手；另一个被试作为回应者，要确定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最小量（minimum acceptable offers），也就是自己的底线，这也反映了被试的要求有多高。如果提案高于或等于回应者能接受的最小量，则该笔钱按提议者的建议进行分配；如果低于这个最小量，那么双方都会一无所有。
例如，游戏要求分配100元，提议者提出提案为30%——也就是分给对方30元。如果回应者能接受的底线小于或等于30元，则提案通过，提议者得70元，而回应者得30元；如果回应者能接受的底线大于30元，则博弈宣告失败，两个人一分钱都拿不到。
维克多认为，最后通牒博弈能很好地模拟国际合作谈判，因为它们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谈判双方只能获得远期收益，一旦合作破裂双方都有较大损失，而即使达成合作，最后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此，最后通牒博弈能很好地用来研究国际合作问题。
研究者比较了政治精英和大学生在博弈游戏中的表现，结果发现，政治精英的提案和可接受的最小量都高于大学生（提案: 43%对39%, 可接受的最小量：31%对25%），也就是说，较于常人他们会分给对方更多的钱，同时自己要求得到的钱也更高。这显然违背了国际谈判模型的预期——这一模型认为政治精英出于自私动机，只会给对方尽可能少的钱。维克多等人的实验告诉我们，政治精英并不如传统上认为地那样自私，反而他们更重视公平。
丰富的谈判经验，让政治精英更在意公平
为了说明政治精英异于常人的原因，维克多将实验组（政治精英）和对照组（一般人）间的差异归结为两个决策特征，以及一个个体特征。两个决策特征分别是忍耐性（patience）和策略推理能力（strategic reasoning）。所谓忍耐性其实是种延迟满足能力，也就是一种在“近期但收益少”和“远期但收益多”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而策略推理能力反映了一种能预估他人策略，并适时调整自己下一步计划的能力。个体特征即谈判经验，用个体从事高级谈判活动的时间表示。维克多等人对忍耐性、策略推理能力和谈判经验进行回归后发现，政治精英在这三个指标上的能力都显著高于一般人。具体而言，他们能放弃更多眼前收益而选择一个更高的未来收益，而且他们能连续推测他人的谈判策略，同时他们也有更丰富的谈判经验。
但遗憾的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忍受性和策略推理能力并不能有效解释政治精英和常人间的差异。维克多认为谈判经验是唯一可能的原因。实验结果表明从事谈判活动的时间和提案、能接受的最小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越有经验的政治精英，越追求公平的分配。
作为全球气候问题的专家，维克多进一步讨论了全球变暖议题中的非理性行为，以此来说明各国如何在国际谈判中达成合作。目前在气候问题谈判中存在一种僵局：气候专家认为世界各国都应为减排温室气体支付相同的费用，例如推广碳排放税或是碳排放交易体系；而政治家通常拒绝这种提案，他们认为让对气候变暖历史责任少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和发达国家相同的成本是一种不公平的方案，他们坚持在“共同但有责任区分”的原则下，寻求气候变暖的解决之道。
维克多认为这种气候谈判就像最后通牒博弈一样，任何达成一致的合作都比合作破裂要好，但双方谈崩的非理性现象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人们忽视了公平的重要性。维克多等人通过一个实验告诉我们，越有经验的政治家越追求公平的分配方案。自私并不能充分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谈判，想要达成一致必须将公平考虑其中。正如维克多自己所言：“如果政府想在当前紧迫的事务中有任何进展的话，他们必须认识到，狭隘的自私是没有好结果的。”
参考文献：
Brad L. LeVeck, 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elite bargaining doi: 10.1073/pnas.140988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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