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更大的规模经济，降低的搜索成本，增强的劳动分工，这些吸引移民的美妙的城市特征，都是随着资本主义才成为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衰亡的。
文/Danny Hieber（语言学家，致力于记录和复兴全世界濒临灭绝的语言）
世界的语言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遗忘和消亡的历史。语言学家估计，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可能存在着2万种语言。[1]现在这个数字是6909，而且还在急剧减少。[2]到2100年，预计有一半将会消失，当这些语言的最后一批使用者死去后，他们的言语也许会保留在某个积尘的档案馆中，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3]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何一个人会成为一门语言的最后的使用者，就像Boa Sr在2010年死去之前那样？为何某些语言会沦为只有老人使用而小孩不再使用的境地？对于这些问题，有许多糟糕的答案。其中之一是全球化，这是一个贬抑性的含糊术语，被用来指代全球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或指全球对相似文化的接受。
后一种意义的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它是语言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另一个糟糕的答案则是前一种定义的全球化，即贸易和资本主义。贸易对语言的破坏力，并不比它对其他任何种类的文化实践如绘画或音乐来得更强。贸易推进文化交流，并促进它们的扩散，而不是一般性地使其衰落。从历史上看，区域性贸易催生了很多新的通用语，而其结果总是趋向于一种稳定而健康的本土语言和区域性贸易用语（trade language）的双语并用状态。只有当政府把一种贸易用语定为官方语言，并把语言的国家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一再强加于人民时，这种贸易用语才变成“杀手语言”。
最重要的是，以上答案都忽略了一点，使用一门世界语言或贸易语言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母语。地球上的不少普通人使用三到四种语言。为了参与全球英语世界的商业，日本的年轻人就必须放弃日语吗？为了在使用英语的办公室获得成功，一位德国企业主管就必须停止对她的孩子说德语吗？当你可以讲两种语言，为何要放弃其中一种呢？
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会“抛弃”小时候所学的语言。除非他们死去或身边不再有说这种语言的人，否则他们还是愿意一直使用的。语言的失传是在语言代际传承的过程被干预或打断时发生的。要消灭一种语言，必须有某种力量侵入家庭，阻止父母对孩子使用他们的母语。这种情形是如此荒谬，我们有必要回到原先的问题，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
一个好的答案是城市化。如果一个Gikuyu人和一个Giryama人在内罗毕相遇，他们不大可能说彼此的母语，而很有可能使用肯尼亚的贸易语言——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他们的孩子也许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他们各自语言的一点皮毛，但到了第三代，这些残余就可能在家庭中荡然无存了。在其他情况下，偏远的农村群落被城市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吸引，有时整个村庄被遗弃了。这并非新近的现象。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灭绝大约发生于农业革命期间（新石器时期），这时人类首次开始从事农业，放弃了游牧生活，建立了持久的定居点。随着这些群落的规模的扩大，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甚至包括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超出500人才是常态。这些语言就像它们的使用者一样不断处于变化之中。一种语言的规模不会变得很大，因为当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扩大到一定规模时，它就分裂了。语言随之亦步亦趋，很快变成两种语言。而持久的定居改变了这一切，越来越多的人群稳定地使用同一种语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对当时的语言学知识所知不多，但在他最早的著作中却展现出了他对语言衰落、社群扩大和经济交换之间的联系的理解：
“在远古时代，每次迁徙导致的不仅是不同部族和部落之间的地理上的分离，也是文化上的分离。经济交换尚未出现，没有一种联系足以克服分化和新的习俗的出现。各个部落的方言变得与它们的生活在一起的祖先们使用的那种语言越来越不同。语言的分裂一直持续而不被打断。后代们不再互相理解……然后两方出现了一种统一语言的需求。贸易的开始使不同部落的成员相互理解变得必要。当从事贸易的的中间人掌握了必要的语言之后，这种需求就被满足了。”[4]
因此，城市化是语言衰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确，更大的规模经济，降低的搜索成本，增强的劳动分工，这些吸引移民的美妙的城市特征，都是随着资本主义才成为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衰亡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无须在意的一种语言衰亡（除非你是像我一样的语言学家），因为城市化不过是希望获得城市提供的美妙福利的数百万人显示出来的偏好而已。
总之，人们有意识地做出选择，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机会，离开了一个讲母语有社会收益的环境，进入一个讲母语没有社会收益的环境。如果这是语言衰亡的唯一原因，甚或只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正如米塞斯清晰地指出：
“因为谁也没有资格用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替换那些行动的个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别人的目的和意志加以评判就是徒劳的。谁也没有资格断言什么会使另一个人更快乐或更少不满。批评者要么告诉我们，如果他处于他人的处境之下，他相信他会追求什么目的；要么以一种独断傲慢的态度轻易抹煞他人的意图和愿望，宣称他人处于什么处境更合乎他自己的心愿。”[5]
有太多出于好意的人们轻率地以这种方式，用自己的评判替换那些本土语言使用者的评判。如果听由他们决定，那些使用者为了传承他们的语言，也许会陷于痛苦和贫困，没有机会参与世界的先进经济体系。的确，那些语言的使用者经常会成为两种语言必定发生取代或抵触这种错误观念的牺牲品。比如，尽管南非的教育部试图开发使用非洲本土语言的教材，但却遇到了许多父母的抵触，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只接受英语教育。在多米尼加，父母甚至不愿对他们的子女讲本土的Patwa语。[6]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关于语言取代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也许不会那么轻率地对孩子停止使用他们的语言。但是，这一决定最终必须由他们自己做出。
然而城市化并不是语言消亡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侵入家庭，强行改变语言社会化的过程。
以何种方式？传统的办法是杀戮或迁移本土族群和少数民族，就像美国1923年的印第安战争的冲突中那样。最近则是通过间接的手段——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主要就是强制性的（即义务的，英语中为同一个词）公立教育。
对少数族群的文化来说，没有什么冲击比标准化的、英语化的义务教育更为致命了。它不仅意味着强行把孩子与家庭内的社会化过程分离，还意味着必须使用官方语言，否则将受到惩罚（时常是体罚）。
学校重新定义何谓成功，疏远社群重视的那些价值，彰显那些将个人打造成好国民的东西。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强制性的公立教育最重大的影响是它使一种观念在儿童的头脑中生根，即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没有价值，在现代的课堂和社会中没有用处，只是一些使他们的形象负面地区别于同龄人的东西，一种使他们苦恼不安的原因。
但是这些语言无疑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仅仅是人们珍视它们便已足够。本土和少数族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珍视他们的语言，无论是在本地社群中使用，与长辈沟通，还是一种历史传承感，一种语言的口述和书面传统，抑或其他任何原因。
重复一次，人类行为学家不对这些信念做出评判。他们仅仅是说，人们在没有政府禁令的情况下，自由地使用语言，自由地与人交际，这将会最好地满足个人的需求，无论是少数族裔的语言还是通用语言。人们自会使用他们觉得有用的语言。
相比之下，政府对这些毫不重视，它的目标是使个体都成为捆绑到它身上，捆绑到一个同质化的想象共同体的好国民，而不是本地社群的成员。在政府眼里，国族的连结高于乡土的连结。交际的自由被完全忽视了。因此，政府会强迫原住民成为陌生社群的成员，例如强制他们上寄宿学校的情况，他们在此成为少数，他们的语言被鄙视。在家乡，掌握一门本地语言是社会交际、获得声望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在学校，这却成为一个污点和有害事物。鉴于学校监狱般的管理方式，以及它使小孩从同龄人那里感受到的强大（有时是危险的）压力，说着少数族裔语言的孩子们将会明智地尽可能快地疏离他们的文化遗产。
结果便是，两代人以前，当普鲁士模式的义务教育在全世界的国家深深扎根之后，整整一代少数族群的民众认定他们的语言是无价值的，当他们有了孩子，就拒绝把母语教给他们。语言的濒临灭绝，是政府一百多年前推动义务教育的结果，也是现在仍在持续的文化霸权的结果。
虽然米塞斯本人有时也会陷入一个常见的误区，即用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文化语言同质论（ethnolinguistic
isomorphism）看待语言，但是他对自然的语言消亡和政府导致的语言消亡之间的差别有着清楚认识。实际上，他的早期著作之一《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te, and Economy）中，用了整整一章讨论语言和政府的问题。他说：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接触交往而发生的自然同化，与经由剥夺公民权利或其他强制而发生的人为同化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个人被置于一个与其本族人切断联系的环境之中，因此只能与外族人接触，那么他们离被同化也就不远了。”[7]
这正是印第安人事务局通过强制土著的孩子上寄宿学校而实现的。那些孩子们与他们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他们的民族——的联系被切断了，直到他们被美国关于少数族群语言的观念完全同化，认为英语是好的其他语言是坏的。
这并非政府影响语言的唯一方式。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及其包含的意识形态是与语言多样性对立的。它是以“单一国家、单一民族、单一人民”的观念为基础的。在《国家、民族与经济》中，米塞斯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国族主义兴起之前，民族（nation）的概念并非如我们如今看待政府（state）、国家（country）那样，含有政治单元的意思。民族指的是享有共同的历史、宗教、文化习俗，以及最重要的——共同语言的个人的集合。米塞斯甚至于声称“民族的本质在于语言”。[8]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指的是贵族和君主统治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因此会有路易十四那句有名的妙语“朕即国家”）。[9]在那个时代，国家可能包含多个民族，而一个民族可能纳入很多国家。
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正如罗伯特•莱恩•格林（Robert Lane
Greene）在其优秀的著作《语言对你意味着什么：语法洁癖、语言规章和身份政治》（You Are What You Speak: Grammar
Grouches, Language Law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中指出的：
“古老而模糊的语言边界对于国族主义者来说变得不便了。为了使本民族强大到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就有必要把有待于成为民族的民众抟铸为一个清晰的共同体。使用方言或者拒绝被标准同化是不容许的。”[10]
米塞斯对此做过详细阐述。尽管米塞斯终其一生都相信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但他很早就认识到把民主制度强加于多个民族会带来霸权和同化：
“因此，在多语混杂的地区采取民主制度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自治。与单一民族地区相比，多数决原则（majority
rule）对于多语混杂地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此，对部分人来说，它不是民众治理，而是外族统治。”如果少数民族反对民主制度的安排，如果他们在不同情况之下，更倾向于君主专制（princely absolutism），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regime），或者寡头的宪政（oligarchic
constitution），那是因为他们清楚民主和其他制度一样都意味着屈从于别人的统治。”[11]
从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产生了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的理论，它主张将历史和人种相关联的多个民族整合在单一国家的大伞之下，而置他们语言的歧异于不顾。就像格林指出的：
“据估计，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之时，在新创造出的“意大利民族”之中，只有2%到3%的人在家乡说意大利语。有些意大利方言之间的差别之大，如同现代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2]
因此，意大利政治家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gelizo）说，“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需要创造意大利民族。”所以这些意大利语言很快消失了，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又一例阵亡者。
米塞斯曾经有先见之明地预测：
“如果少数民族不希望保持毫无政治影响力的地位，那他们的政治思想就必须适应于他们的处境，也即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语言。”[13]
大致来说，这就是世界语言的故事。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是“政府”这个概念的历史，是国族主义狂热的故事，也是暴力同化的故事。只有当我们放弃“单一政府、单一民族、单一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这个故事才会改变。
翻译：repent
译文来源：译言网
注释：
[1] Michael Krauss,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 (1992).
[2] M. Paul Lewis (ed.),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ixteenth Edition (2009), Dallas, TX: SIL International.
[3] Krauss, "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Christopher Moseley
(ed.),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3rd edn. (2010),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4] Ludwig von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Online edition, 1919; 1983),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 46–47.
[5]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Scholar's
Edition, 2010)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 19.
[6] Amy L. Paugh, Playing With Languages: Children and Change in a Caribbean Village (2012), Berghahn Books.
[7]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55
[8]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37.
[9] "I am the state."
[10] Robert Lane Greene, You Are What You Speak: Grammar Grouches,
Language Law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Kindle Edition, 2011),
Delacorte Press, p. 132.
[11]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77.
[12] Greene, You Are What You Speak, p. 141.
[13] Mises, Nation, State, and Economy,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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