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郗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性别差异视角被诸多学者广泛用于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他们探讨了金融危机与性别观念结构的相互作用、女性所遭受不平等冲击等问题，并扩展其研究至无偿抚育型经济等非正式经济层面，进而探索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危机治理政策。这些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本文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供此领域研究参考。
关键词：金融危机；性别差异；抚育型经济；性别歧视
因性别差异而使得个体的经济处境与行为形成系统性差别的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经济学的研究焦点之一。以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常将男女性别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解释变量，印证了性别差异因素在经济乃至社会中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中，性别分析法被广泛采用。具体地，经济学家对各国男性与女性的职业特征、家庭分工、性别地位、权利保障等因素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即时冲击与后续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其理论成果颇有贡献。同时，他们将研究范畴拓展到传统经济学不太关注的无薪抚育型经济(reproductive/caring economy)层面，解释了女性在金融危机中所遭受的严重冲击与其应对措施，以及社会观念中性别歧视与金融危机的相互影响机制;其建议有利于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无偏性与全面性，有助于消除危机后经济结构的不平等与性别歧视，并协调收入分配极化，抚平危机创伤，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公平与人力资本优化政策有指导意义。
一改主流传统经济学对家庭的“黑箱”处理法，性别视角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特别注重分析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与社会的性别观念演变，以及这些微观因素在宏观经济与社会层面造成的各种影响。该类研究善于将经济、心理、社会、历史等多学科融合考虑，从整体层面上探讨金融危机的相关理论，其所得结论较切近现实，丰富了现代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问题的理论研究。
一、性别分析法研究金融危机的关注点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运用性别分析法的金融危机研究中，主要关注男女性别不平等与他们之间经济行为的差异。而这些不平等与差别导致女性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更严峻的冲击，也直接作为脆弱性经济结构成为金融危机的潜在诱因。总体归纳其研究关注点可分为三个方面：非正式及抚育型经济的性别分化;社会观念上的性别权利不平等;经济行为上的天生性别差异。
(一)非正式及抚育型经济的性别分化
非正式经济包括：小型或未注册的非正式企业，缺乏安全合同、工人福利或社会保障的临时性工作职位，零散的自营经济与游走摊贩等。其共同特征是，劳动力通常在缺乏规范和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谋生，且非正式经济的规模并不小。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ILO，2013)，在其考察的47个发展中国家中，非正式经济就业在非农经济总就业中所占比例至关重要，一半以上国家的非正式经济就业占非农就业50%以上。除中国外的东亚与南亚地区，非农就业的60%以上由非正式经济构成，印度甚至达到84%，中国被调查的地区为33%。在发达国家中，不规范就业也是非正式经济范畴，所占就业份额并不低。例如，自营、兼职以及临时工作者三类非标准的或临时的工作占英国总就业40%以上，占经合组织国家总就业的30%以上。
非正式经济不仅核算困难，其就业的性别结构也不均衡，女性是其主要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工作更多由女性完成。女性就业质量普遍低于男性。与有固定收入的工作相比，女性在就业不稳定的行业中所占比例高于男性。Z.E.Horn(2009)介绍的Inclusive Cities项目研究了金融危机对10个发展中国家非正式经济的影响，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非正式经济的新进入者是女性。他认为在金融危机中，非正式经济领域工作的不稳定性最高，也缺乏应对失业的缓冲机制，从而女性批量失业在裁员潮中最容易发生。
另外，抚育型经济行为主要包含生育婴儿、抚养儿童、赡养老人、衣食起居等家务处理，这些大多由女性无薪地完成。抚育型经济很少被主流经济学关注，但其也是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一部分。R.Pearson(2009)指出，若要从性别视角全面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不仅要探索金融危机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也要研究金融危机对抚育型经济的冲击。
主流经济学缺乏对抚育型经济的关注，更罕有关于金融危机对非正式经济造成冲击的研究。然而，这些冲击往往比传统的生产型经济所遭受的影响更加沉重和持久。例如，因金融危机对生产型经济(productive economy)的削减，政府因财政收入的缩水难免财力不济。如此，政府削减社会保障、公共消费等支出，由此带来居民生活品质的下降，最终导致家庭经济生活的调整与改变，甚至会对非正式与抚育型经济造成更加猛烈的冲击。
(二)性别权利差异
性别权利差异是指女性相对男性在经济社会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具体为女性在各层面经济决策中话语权的缺失，以及在继续教育、就业、融资、工资、健康等方面的较低待遇，甚至歧视，例如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容易受到雇主“歧视性偏好”的影响。长期的社会经济习性滋生了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认为护理、家务、洗涤、育儿等劳动为“女性的工作”，这就导致女性在工资收入与财富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低标准，甚至临时性、低薪工作成为女性劳动力的代言词。而此类标准又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经济习性，使得劳动中性别分工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如此进一步加强并延续了不平等的性别经济结构，恶化了性别权利差异。
全球金融危机中，女性企业家相对男性，获取资本的难度往往更大，她们常因社会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而遭遇排斥，并于心理上形成普遍的创业自卑。例如在融资方面，由于性别歧视，女性企业家得到正式融资的可能性更小，进而影响了女性创业。A.M.Pines et al(2010)从平等性、多样性与包容性的角度检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妇女创业的影响，他们利用2007与2008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数据，评估了43个国家的企业家创业水平。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创业率均低于男性，然而，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女性企业家所占女性总体的比重普遍较高，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女性相对地更加缺乏其他谋生出路，以至于创业被重点倚重。他们呼吁建立妇女创业专项基金，以及专用于妇女、覆盖全社会或商业体系的女性企业家网络信息系统。
实际上，大多女性企业家只能依赖于微型金融组织(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MFIs)。但各种资料显示，即使是在经济繁荣阶段，微型金融组织也不是处理性别差异的万能药，何况在经济衰退时期。对诸多已经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女性而言，微型金融组织的作用喜忧参半，虽然该类组织能提供非银行渠道的融资便利，但高利率却是其特征之一，当金融危机来临，企业家收益不能保证时，很多女性可能因为负债过多无法偿还而终其一生。
不仅如此，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借贷并非主要矛盾，性别不平等更多地体现在非正式经济领域中。例如，在家庭应对收入减少等金融危机影响中，女性常常首先失业，并被迫参与更多的家庭劳动与临时性兼职工作，同时，家庭经济负担的加剧对抚育型经济中的女性亦带来更多的额外压力，而这些都源自于性别权利差异。
各国的性别不公平程度有所不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UNDP，2011)提出“性别不平等指数”，用以衡量各个国家的男女性别权益差异，具体包括男女性在赋权、劳动力市场和生殖健康三个维度上的度量指标。具体指标包括：孕产妇死亡比率、未成年人生育率、国家议员中女性席位比率、中等教育经历的性别比率、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性别比、避孕率、产前检查等生殖健康参数以及总生育率等，综合得分越高则表明性别不公平越严重。在全球187个国家中，性别平等最好的国家为瑞典，其次是荷兰、丹麦、瑞士、芬兰等，这些国家性别不平等指数都小于0.1，中国得分为0.209，排名全球35位，低于47位0.299分的美国。可见作为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性别不公平问题仍然很严重。事实上，性别不平等是广泛的不平等经济结构的一方面。这些不平等结构常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不仅如此，学者认为这些经济结构具有脆弱性，也是未来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E.Prügl(2012)认为性别不平等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男性与女性的经济或金融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当女性处于不平等位置时，其对金融决策的影响力较小，不能中和男性更具扩张性与功利性的金融行为。
(三)经济与金融行为的性别差异
因长期置身于家庭抚育型经济中，女性的工作态度倾向于义务性、服务性与责任性。而男性主导的、唯利是图且充满泡沫的金融业也许正缺乏此类优秀品质。C.Lagarde(2010)认为，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为雷曼姐妹，则金融经理有望表现出更大的责任感与实用主义。Kamas & Preston(2012)提供了美国大学生的社会偏好因性别而不同的证据。他们进行了十次行为经济学实验，试验中的“独裁者”练习在自己和其他两个参与者之间分配“钱财”。结果表明，除了受到强调人人机会均等的个人成长文化氛围影响外，人类决策行为还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更加倾向于“不平等的规避者”，不太可能成为“社会总盈余的极大化者”，这种差异也可能是金融危机前男女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在家庭投资上，表现出男性与女性对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系统性差异。S.Austen et al(2014)为了研究性别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调查了澳大利亚不同单身男女的家庭净资产，他们发现财富构成差异是澳大利亚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高净值家庭。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财富投资组合差异对性别间贫富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贡献。
如此，因男性与女性在经济与金融行为上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他们在金融危机中的境况有别，加之前述性别观念的不平等，女性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严峻，然而她们对家庭乃至经济社会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贡献却很大。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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