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

保罗·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意料之中的——他是当今世界最有创意的经济学家之一。

如颁奖词所言，克鲁格曼获奖，是因为他对“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所做出的突出研究。

克鲁格曼建立了自己的新贸易理论。他分析了规模经济、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影响，解释了为何现实中国际贸易集中发生在劳工资本比例相同的国家之间，并回答了“城市化何以发生”这一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是最成熟的经济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静态环境下（不存在规模经济）、生产要素在国别之间不能自由流动、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严格假设的前提下，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个国家应选择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各国都能通过国际贸易提升本国福利水平。

克鲁格曼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做了放松、延展，引入了动态分析，是对这一成熟理论的补充、延伸和推广，对理解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城市化等重要主题意义重大。

克鲁格曼的理论形成在二三十年前，他此次获奖，一些评论认为，这与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无关系——他对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他曾断言单纯依靠资本积累的亚洲增长模式将难以维系。

我不认同这一揣测，此次他获奖虽名至实归，但在时间上有偶然性，纯属巧合，瑞典皇家科学院选择他，是基于他的学术贡献，而非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立场。

我与克鲁格曼在许多研讨会、圆桌会议上常常碰面，他是一个坦率直言的人。作为一位左倾的经济学家，他强烈倾向于民主党，而对共和党——不仅对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就是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他都是一以贯之地给予苛刻而严厉的批评。这次金融危机，他全部归罪于小布什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危机根源而言，或许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责任更大。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亚洲国家的货币被迫贬值而利率上升，债务负担显著加重，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以及银行坏账激增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1990年代，他强烈抨击东亚模式，在亚洲危机期间他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与增长前景也持极悲观态度。基本上他对中国认知甚少，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分析判断被证明是错的，在几次国际会议上，我曾与他同台辩论交锋。再优秀的经济学家，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一些分析或许中肯，但如果推到极致，就可能失之客观。令人敬佩的是，当他意识到他的结论错了时，他会坦然虚心地承认。

尽管不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对克鲁格曼非常尊敬。他从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与同时代人相比，克鲁格曼极富创意，在研究中强调直觉和感性认识，非常忌讳玩复杂的数学游戏。他的研究从数学上看非常简洁，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那样滥用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最终经济学是要解释现实世界的，要提供简洁明晰的分析，而不是使复杂问题更为复杂。

这样的研究态度源自价值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萨克斯等人同时成名，他们秉承哈佛、麻省理工的传统——关心现实、积极入世，对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汇率、通货膨胀、失业、全球贫困、气候变化等重大现实议题高度敏感和关注，并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言论和行为影响社会。

哈佛、麻省理工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与芝加哥学派看起来分野明显。这次克鲁格曼获奖，有评论说“凯恩斯归来”。然而，事实上凯恩斯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多亏了凯恩斯，这次深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才有望不至于演变成1929-1935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现代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制度与政策基础有许多已深深地打上了凯恩斯主义的烙印，现实经济中许多司空见惯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款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它们何曾消失？

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事实上，这两个学派只不过在基本假设、主观信念、研究风格和取向上略有差别而已，绝非誓不两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但即使克鲁格曼、萨默斯、萨克斯，或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尽管市场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她仍是迄今人类历史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如同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替代的其他更好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