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把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绣球抛给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声明特别提到了克鲁格曼关于国际贸易模式以及地理因素在贸易中作用的开创性分析。这些分析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城市经济集聚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奠定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
这个决定并不那么让人理解。尽管在学术建树上,克鲁格曼可谓实至名归,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似乎并不足以成为他今年获奖的理由。毕竟,克鲁格曼的年龄不算大,还可以等。而且不言自明,自由主义在当下并不讨巧。金融动荡不可避免地召回了国家干预乃至国有化浪潮,“国家社会主义”开始在全球登场。而从理论上看,克鲁格曼的上述工作遵循并弘扬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的起源。在李嘉图之后,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比较优势的来源归因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这些理论预言,国际贸易应该主要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即不同国家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现实是,大量的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是在要素禀赋雷同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国际分工主要不是基于不同产业,很多时候各国会同时从事某个产业,国际贸易也在同类产业内部进行。规模报酬和不完全竞争是解释产业内贸易的聪明视角,这两个条件的放松,赋予了贸易理论更强大的解释力。
所以笔者更愿意相信克鲁格曼获奖的直接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凸现出直觉式的分析以及重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标榜鼓励的是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但按这一标准排在克鲁格曼前面的还大有人在。在当前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背景中,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不可能无动于衷。此前曾被奉为典范的北欧银行体系,现在也是危机重重。此刻所有人都需要认识危机。事实上,克鲁格曼正是在这一领域卓有建树。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所谓的“东亚奇迹”就像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一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增长中找不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这被认为成功预见到了亚洲金融危机。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79年,克鲁格曼在学界就以首创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闻名,这个理论是预警亚洲金融危机的更好框架。克鲁格曼指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它是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并最终引爆危机的根本原因。其中的逻辑是直截了当的。假定一国的货币需求稳定,而货币供给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该国居民将会通过向外国居民购买或出售商品劳务投资等国际收支活动引起外汇储备变化,从而使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达到平衡。此时,如果政府持续扩张国内信贷来为财政赤字融资,就会导致国内信贷的增长。由于经济主体会调整经济货币自动使总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等,则国内信贷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这个论述后来凝练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
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在世界观和政策立场上也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他写道:“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萧条,可能也不会在短期内进入萧条,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因此,或许为了激发人们重视萧条的可能性和破坏力,克鲁格曼向世界发出了大萧条的警示,并且将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这番言论在当时可谓语出惊人,甚至是骇人听闻。尽管如此,多数人仅仅把克鲁格曼的书当作畅销书来读:话题沉重、具有挑战性却论述有力。即便是在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衰退是微不足道的,对衰退的有关研究也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话题。而认为符合潮流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技术进步和长期发展上。
克鲁格曼力图告诉我们的是,自由市场的推崇者认为政府干预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但是,他们错了。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原则是难以运行的。克鲁格曼认为,萧条经济学是对免费午餐的研究。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因为在萧条时期,部分资源是闲置的,可以随手取来。当我们有办法雇佣更多的失业工人开动机器时,并不会造成其他产业生产要素的减少。
在某种程度上说,克鲁格曼就是当代的凯恩斯。他不是像学院派新凯恩斯主义者那样赋予凯恩斯理论以新的生命力,而是致力于劝说公众和决策者回到凯恩斯的立场上来。凯恩斯有本文集叫《劝说集》,成功的劝说有时候比完善模式更为重要。在全球金融大厦陷入风雨飘摇之际,市场至上的教条和对道德风险的担忧显得苍白无力。对于破除这些教条和担忧,克鲁格曼总能让我们不再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