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爱保罗·克鲁格曼，就有多少人恨保罗·克鲁格曼。
最大争议无疑源自克鲁格曼在大众媒体的频繁出现，他的公共热情在美国一流经济学家中唯有曼昆略可比拟，而他激烈的论调与优美的文笔使得他在舆论空间如鱼得水，拥者众多。
次贷危机、国内财政、法律、外交热点……克鲁格曼的专栏均有涉及，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对于一个“凡是布什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专栏作者来说，这无疑有着强大的传播效果。
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过多投入公共领域是否明智，是否适合对专业内外话题发表意见？换句话说，专心学术研究与公共知识分子公众利益之间的鸿沟如何抚平？
众所周知，最早的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密不可分，从苏格拉底到左拉，都为公共知识分子赢得声誉。随着大学等机构的兴起，知识分子被以专业的名义收编殆尽，学院派开始抵制公共领域，最典型的如哈耶克等人，直斥以媒体代表为主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演变到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头与学术声誉也几乎呈负相关，克鲁格曼也同样因此饱受诟病。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一边作为安然的座上宾，一边在专栏里面表示要放松油气管制，幸好安然陨灭之后他及时认错，挽回声誉。
如果我们还原公共空间，将其看做一个意见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很可能面临失灵。
按照联邦法官波斯纳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公共领域的学术合法性如此脆弱，知识分子发言往往根据自身学术资历，属于信用品而非检验品，具体表现为质量缺乏控制，导致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质量江河日下。所以，波斯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即使在涉及利益关系时，“也只不过表现为对事实的浅尝辄止，并不比闲言碎语高明多少。”他断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不可避免。
在一个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榜单上，克鲁格曼赫然位列第六，在希金斯之后，哈贝马斯之前，在一流经济学家中可谓异类 。经济学家是否应该介入公共政策乃至公共话题难有定论，但是如果专业人士因为市场失灵而全部退出，那么这个市场是否将只能 是劣币占据主流，从而更加剧学院与公共的彼此漠视直至隔离？
具体到中国，随着三十年的经济改革，经济学家赢得空前话语权，而公共话语随着利益集团与民粹主义的滋长而日益失控。面对一个失灵的市场如何重建质量？没有万全之策，但是至少应该确保经济学家发言的记录在案，防止信用失控；其次，经济学家公共发言也应该把利益关联进行事前交代。
最后，还是回到媒体与学者的不同分工上：学者选择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说的，而不仅仅迎合大众的真话；媒体刊登他们认为应该刊登的多种言论，而不仅仅是一种声音。
回到克鲁格曼，有人把克鲁格曼当做美国的良知，也有人把他当做偏执的攻击狂。无论中外，经济学家做不做公共知识分子是自由选择，如何做将是更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