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衍：意外的涵义——评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出乎意料。

　　大家都还以为与宏观经济有关的经济学家会获得这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芝加哥大学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的Eugene Fama，或者哈佛的Robert Barro，或者斯坦福的提出货币政策泰勒定律的John Taylor。博彩公司给Eugene Fama 开出最低博彩赔率1 比2，意思是他最有可能得奖。然而，有效市场假说因为2007-2009 的金融危机，正面临空前的质疑。如果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Eugene Fama——大家都等着好戏开头。

　　结果，200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与制度经济学发展紧密相关的研究。一个是研究共有资源（Common Resource）的政治学出身的Elinor Ostrom，一个是研究企业制度的Oliver Williamson，都与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无关。Ostrom 是获得经济学奖的第一个女性，圆了英国的Joan Robinson 夫人生前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遗憾。她的博士训练与之后研究教学的单位都不在经济系，而是政治学系。而Oliver Williamson 是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 年获诺贝尔奖时提到的三位对企业理论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再次以对企业理论的贡献获奖。

　　有意思的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芝加哥的Steven Levitt　2004 年克拉克经济学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也是近年内最为畅销的经济学类书籍Freakonomics 的作者），以及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Paul Krugman 都坦承对Elinor Ostrom 不熟。他们都是得知今年的颁布消息后从网上了解Ostrom 的研究背景和贡献。

　　中国的学界对她倒不陌生。我1997 年在北大上课时，周其仁的经济史与企业制度课上就读到她写的关于集体行动的案例研究。其仁还有专门一节课讨论她的文章，探讨避免公共资源搭便车问题的实际制度安排。她1990 年的书，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也早已翻译为中文。
Elinor Ostrom 通过对现实安排的深入观察，得出与一般理论推导不同的结果，由此对传统看法提出挑战。她深入调查过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印第安纳的警察局，以及尼泊尔的灌溉系统。通过对鱼类种群，牧场，森林，湖泊和地下水盆地等资源管理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共资源可以通过使用者的合作机制，得到有效利用；并非如传统认为的公地悲剧一样被过度开发和浪费，而不得不借助私有化或者集中管制。

　　合作是她观察中得到的主题。这个结果与日前普遍猜测的获奖热门之一的瑞士经济学家Ernst Fehr 的研究有相通之处。Fehr 通过经济学的实验，发现人们并非一味的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在交流的开始总是首先尝试合作的可能。合作博弈，可能比以私利计算出发的非合作博弈，更能解释实际的集体行为。

　　然而，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而言，不完全合约在过去30 年间是个主流。而这个不完全合约的理论，却与合作的意愿完全不同，探讨的是当市场合约不完全时，由于谈判能力的不同，会导致交易双方有效投资的不足，因此不得不借助企业的组织形式，作为对市场的一个替代，以保证有效的投资和分配。

　　Oliver Williamson 的贡献，讨论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如何解决市场中的利益冲突，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与不完全合约的理论之间搭了一座桥梁。

　　我曾在2005 年费城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听了Oliver Williamson 的讲座，讲的是The Economics of Governance（治理经济学），只是当时场面沉闷，有好些人，包括坐我前排的
Martin Feldstein（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主席）都睡着了。听在Berkeley（伯克利）的朋友提起他开的课，也是开学第一堂人数众多，之后急遽消减。不过他在Berkeley 的影响，如日中天，据说商学院学生的大量博士研究论文，都是跟从他的研究方向。我还碰到过他的一个学生，辞掉在美国的教职跑到澳洲教书，据他说是为了躲避Oliver 在学术上的家长作风。

　　然而，研究企业理论的论文，除了科斯的文章，都要提到Oliver Williamson。尤其是企业边界的讨论，作为市场交易成本理论代表的Hold-up Problem（套牢难题），都要引用的便是他1985 年的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评语里重点提到，Williamson 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便是，当资产专用性 （relationship-specific features of assets）的程度越高，经济个体便倾向将交易转到企业内部。

　　企业理论中的Hold-up Problem 讲的便是资产专用性的问题。资产专用性指的是投入的资产专门用于生产某种产品，一旦投入，便不好转为他用。由于资产的专用性，专向投资
（Specific Investment）的投入方会在事后的利润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事前便减少专向投资的数量，导致整体投资的无效安排。经典的案例便是通用汽车（GM）与车体提供商Fisher Body 的关系。Fisher Body 投入的生产线专门用来生产GM 的车体，因此可能被GM 套牢，导致事后与GM 谈判的不利地位。所以Fisher Body 的最优应对策略便是减少对该生产线的专向投资（具体包括新厂房的地理位置，生产线的技术水平等）。而这个减少，不是整体最优的安排。结果是GM 合并了Fisher Body，以避免投资的不足。在这里，合并（或称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成为解决Hold-up 难题的一个方案，而Holdup 便也成为企业边界考虑的重要因素。以Oliver Hart 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派，将Hold-up 问题发扬光大，不仅用数学模型解释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合约选择，还提出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的理论，并将该理论的研究拓展到金融和政治领域的研究。

　　Holdup 的文献，强调由于合约的不完全带来的投资的无效率，使得企业的合并成为一个有效的解，从而确定企业的有效边界。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个学派的理论建立在对现实案例错误的理解基础上，尤其是对经典的GM 和Fisher Body 案例的误解。

　　科斯曾在1974 年的文章《经济学中的灯塔》中，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详细考究，发现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经典案例的灯塔，历史上却是在私人的投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由此批驳了经济学教科书里将灯塔作为公共品的经典案例的简单逻辑。他在90 多岁的高龄（生于1910 年，今年100 岁了），于2000 年和2006 年围绕Hold-up Problem 这个主题，深入研究了GM 和Fisher Body 的案例，结果发现，GM 与Fisher Body 之间并没有发生文献提到的专向投资减少的Hold-up 问题，Fisher Body 与GM 没有相互套牢，而GM 与Fisher Body 的合并也不是因为Hold-up Problem，而是企业合作扩张的结果。这个研究，直接否定了Benjamin Klein 对GM 与Fisher Body 案例的研究结论，动摇了以Hold-up Problem 出发的企业合并理论的基础，质疑因为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企业边界的界定。

　　最近对Holdup Problem 的模型研究，开始探讨在不合并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合约提高专向投资的可能。我们最近的论文便尝试从合作的角度，看待Holdup Problem 的现实安排，从双边专用性投资出发，探讨动态过程中经济个体间合作的可能安排，指出并非只有合并或纵向一体化，市场合约下的外包(outsourcing) 也是可能的有效安排。科斯的研究，再一次告诫经济学家们要回到真实经济世界，不能依靠未深入研究真实过程而草率得出的结论，演化出这么大的一个理论学派，根底里却藏着这么一个脱离实际情况的经典案例。

　　政治学出身的Elinor Ostrom 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的直接考察，对传统认为的共有资源（common resource）的无效管理提出质疑，充实了大家对现实有效制度安排的理解，虽然她并不被主流经济学界所熟知。而经济学界主流研究对于Oliver Williamson 的企业边界理论的推广，却从数学模型出发，渐渐偏离现实基础，推出抽象而不切实际的理论结果，看得懂模型和推导过程的人寥寥无几。

　　两个获奖人的研究经历及对学派的影响给了我们启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必须关注实际的安排，并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不能单纯建立在逻辑推演，尤其是数学模型上，经济事实十分重要；对事实的考察，需要直接的调查和第一手资料的把握，避免以讹传讹，使得建立在简单案例基础上的理论研究脱离经济现实的实际变化。

Monday, October 12, 2009
Davis, Califor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