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新时代开始了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又成就了一场意外。

　　与之前被媒体热议的、分别从事货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气候变化研究的三组夺冠大热门相比，奥利弗·威廉姆森的确显得不为大众所知；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作为女性和政治学教授，更是完全没有进入预测者的法眼。

　　而所谓的“意外”，似乎还不仅仅体现在人选的“黑马”上。让我们看看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颁奖词：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的分析”获奖；威廉姆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对于“经济”和“管理”这两个概念泾渭分明的西方学术界来说，“经济管理”一词激起人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对“管理”的用词是“governance”，而非“management”。要知道，这蕴含着“指导”和“治理”意义的“governance”，在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眼中，向来是其所不齿的角色。

　　但是，2009年的诺贝尔奖真是一场意外吗？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看不见的手”便是经济学头顶上的一盏明灯。20世纪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工作，更是将经济学“自由化”进行到底。但2009年的全球危机却让一个问题响彻世界：我们的经济，难道真的不需要指导和管理吗？

　　一方面，过度自由化经济的弊端已越来越显现，金融部门中因为缺乏管制而导致的过度金融创新和无序投机，已大大损害金融体系本身风险分散的初衷，甚至让全球宏观经济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而另一方面，在世界因为新技术和新观念而越来越小的同时，经济学中“公共资源”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金融体系，全球宏观稳定性，甚至人们的信心，都越来越具有了公共品的意蕴。市场自由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又应怎样对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真正实施有效的管理？

　　在现实中，这些问题远未获得满意的答案，但正如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探索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正期待着与传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一样的答案。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正是这种期待的明确象征。

　　作为新制度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威廉姆森的名字或许相对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作为“科斯定理”的推崇者和发展者，威廉姆森著作等身，尤其是为交易费用和市场边界的问题发展了明确的分析框架。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中，“科斯定理”常常被误读为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一把利剑。殊不知，作为科斯定理真正发展者的威廉姆森，其实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相反，威廉姆森明确指出，在交易费用足够高的环境中，市场的有效性必将遭到破坏。从而，威廉姆森点明，市场的边界必须依靠具体环境中交易费用的大小而具体决定。对市场本身的“管理”，在此体现无疑。

　　而作为以政治学家身份获奖的奥斯特罗姆，她的研究路径看似与主流经济学尚有距离，但是她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创见，却在危机之中为整个经济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1990年的著名著作《管理公共资源：为了集体决策的制度演化》中，奥斯特罗姆指出，传统经济学中将政府与市场截然分开，甚至相对立的思想并不可取。不论是斯密的市场观念，还是霍布斯的大政府观，都无法独立应对公共资源管理的要求。从而，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种“第三部门”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组成市场和政府的每个个人都以动态的身份参与到社会决策的过程中，从而造就一种“制度的多样性”，在这种融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有管理的自由”，以应对公共资源本身错综复杂的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

　　奥斯特罗姆所倡导的理论虽然略显高深与抽象，但是她倡导的，其实更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概念。政府与市场，在对于越发主导的公共资源管理问题上，需要采取的态度何尝是对立？相反，公共资源概念的越发扩大，其实让社会本身也具有了一种“大公共品”的意味。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组织形式，“社会”无疑大于“市场”，也比“市场”本身更具有建设的价值。而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其真正的组成部分依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个人。只有当我们以有效的制度形式组织和管理我们的社会，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资源问题才会成为一个可解的问题，这也才可能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在制度意义上获得解决的一个根本出路。

　　耶鲁大学金融学家Robert Shiller评论道：“今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更大的启蒙的信号。我们以前太拘泥于有效率的市场，以至于我们的思想走偏了。”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应当记起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是一次意外，相反，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转折与开拓：经济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科学融合的新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