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是要奖给那些在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学者，新理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解释能力，尤其是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才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一年一度的周期，意味着这样的大奖毫不掩饰她的当下意义。譬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关照的是当下人类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失业，而且是令人纠结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更加令人纠结的失业。
经济危机一直是人类经济生活的魔咒，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当然致力于这一宏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说2008年克鲁格曼获奖，是评审委员会将激活经济生活的筹码再次押给凯恩斯主义，相信这样的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克鲁格曼就是一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而所谓凯恩斯主义激活市场的说法，正是来自克鲁格曼。人们当然记得凯恩斯那个“由政府找一群人挖一个大坑，再由政府找一群人填上这个大坑”的经济刺激政策，这近似于玩笑的构想，目的只有一个：解决就业。如此，在一片楚歌中的世界经济，连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大佬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把希望寄托给政府。相信关心经济律动的人们，对2008年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大手笔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投入了将近8000亿美金的豪华骰子，中国押上来的赌注，字面上是4万亿，民间的说法，是10万亿。全世界在一夜之间把政府提高到了救世主的位置，以为政府才能救经济脱离苦海。只有少数几名经济学家，如奥地利学派，以及中国的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等人发出一些微弱的反对声音。
2009年，当然是各路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年份。我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官员们看到了这一现象，因此，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把大奖发给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就是对风起云涌的政府干预的一次学术层面的纠正。众所周知，奥斯特罗姆关注公共选择，这个领域向来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制衡，而威廉姆森的企业合约理论，彰显的显然也是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
因此，理论意义上，2008年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08年人们指望着政府救市来解决就业，2009年则指望通过公共生活、市场选择或者企业发展来解决就业。这是一种思维的惯性，至少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明显的前提下，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依然在这样思维路径上发力。这一次，他们干脆把大奖颁给了三个职业研究失业问题的学者：彼得•戴蒙德、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戴尔•莫滕森。
失业问题如此焦虑地堆积在人类经济生活的案头，再次显示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济世的科学，甚至一门致力于当下建设的科学 。必须承认，在此之前，很多人都看好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理查德•泰勒和罗伯特•席勒，尤其是席勒，我几年前就认真拜读过他的著作，可以说是心存向往。因为他预测或解释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不过，最终的获奖名单爆出冷门，三位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分享了这一奖项。
其实不算冷门，难道还有比解决人类就业的理论更值得我们期待么？难道还有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问题更值得经济学家去苦苦探讨么？
戴蒙德据说是一位名声远播的神童，他生于1940年，年仅23岁即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神童的赞美来自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之口。可见戴蒙德的确牛得吓人。作为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瑰宝，戴蒙德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学中的所谓“世代交叠模型”，他还在许多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基础性贡献，包括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险制度等。今年9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提名戴蒙德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但因为共和党质疑他能力不够而作罢。如今，戴蒙德用诺奖证明了自己。
相比戴蒙德，莫滕森的名声小了一些。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从1965年至今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莫滕森在劳动力市场研究和相关理论领域的学术成果具有开创性。当然，他在就业市场劳动力调整和安置领域的研究，如今已是世界经济学的风景了。
皮萨里迪斯的身份标签，当然是他的出生之地塞浦路斯，但事实上他很早就定居英国，并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皮萨里迪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以及经济增长问题。他的代表作《失业均衡理论》，至今被看作是失业经济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
如此豪华的简历，特殊的研究方向，再一次证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良苦用心。
自2009年5月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高于9.0%，今年9月份公布的失业率仍超预期，保持在9.6%的高位，这是美国25年以来高失业率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遭遇希腊危机打击的欧元区16国，今年6月失业率一度高达10%。
中国经济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真实的数据无法得知，而且可能令人惊悚。不过有人罗列过几组基本的数据，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于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主导的抓大放小过程中，那一批被政府主动放弃的行业和企业，纷纷由私人企业占领，按照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主要经济态势，就是由这一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在主导运行。最直观的数字指标当属就业人数：每年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超过2亿的农民工，90%都在中小企业里就业，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70%也是在中小企业就业。如此巨量的经济贡献，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是继续大力发展由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而绝不是眼下的国进民退。
从这样的分析框架里，我们能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金融危机爆发3年之后，中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依赖政府推动，国退民进的态势就是最醒目的证据，而基于市场的自由选择、私人企业的大面积参与，以及眼下火热的市场自由运行导出的就业选择和摩擦秩序，都没有进入政府工作的重心。庞大的中国经济，依然是政府的独角戏，依然是所有人都龟缩在政府的胯下，不思进取，做着政府利益食客的美梦。
中国谚语云：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年的诺奖三人是成行了，但中国经济看上去并不愿意寻师。如果说2008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基本与世界经济同步——刚好同步在政府的深度干预上，这正是中国向来的经济政策传统——那么接下来的2009年，中国经济政策并没有随着世界经济的大势，走向公共秩序，走向企业创新。至于现在，2010年，当世界经济的大戏已经朝向市场的自由演进，中国的经济依然沉陷在政府单一的政策导向中，在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节奏，至少比世界经济的大势，慢了2年。这么看起来，试图溶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时候，也许仍然是叶公好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