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人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两人将平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8万美元）的奖金。
两名获奖者的人生轨迹有诸多重合。西姆斯1942年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萨金特次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两人相差不到一岁，亦是同窗好友，1968年同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那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时。西姆斯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作为纽约大学教授的萨金特正好在普林斯顿担任客座教授。他在得知自己获奖时，正准备出门搭乘从纽约到普林斯顿的火车。
作为2008汤普森路透引文桂冠奖经济奖得主，两人今年得诺奖的呼声甚高。事实上，今年诺奖九位得主，均获得过汤普森路透引文桂冠奖。但西姆斯事先还不确认。“一大早我就被电话吵醒了，我对妻子说，难道这一次真的是诺贝尔奖打电话过来了？”他在电话里听到浓重的瑞典口音时才终于确定了。
相得益彰
西姆斯与萨金特工作方向虽有重叠，但并非完全一致。西姆斯是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创始者，并在这基础上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实证研究的面貌。萨金特在实证研究以外做了更多的理论工作。他是“理性预期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又用动态规划的工具重写了整个宏观经济学，终结了关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多年讨论。其经典教科书更是为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所熟知。
这次表彰理由“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是西姆斯、萨金特等人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完成的工作，在宏观经济学中早已广泛应用，并引发了很多更深入的思考与讨论。这项工作不算最前沿的贡献，但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无法绕过。诺奖的目的更多在于肯定一个学者的终身成就，而非指明学术发展方向，以这个名义授予这两位学者，还是比较恰当。
宏观经济理论需要实证加以检验。传统的宏观经济实证方法，总是以先验给定的理论模型为基础，以测量估计模型的参数值为核心，以参数值反映理论预期的程度为估计的标准，逐渐发展出既不触动先验给定理论模型结构又能覆盖计量模型统计问题的估计方法。
但随着研究逐渐深入，特别是“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对传统实证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学者们意识到，“预期”会对整个宏观经济行为以及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人们会预期政府的经济政策改变自己行为，反过来，政府也会根据人们的预期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先验给定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同样也需要新的实证手段来检验新的理论。
西姆斯的VAR模型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用统计的方法它帮助我们寻找各个宏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VAR确实有效地将理性预期隐含地纳入其中，在事实上体现了与模型相一致的预期。后来有学者证明，比如在经典的“真实经济周期”研究中，虽然最基础的模型不需一个完整的由VAR系统支持的决策规则，但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决策规则却能够准确地由VAR所取代。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实证研究中，VAR模型能够很恰当地对应理论模型的发展。
应该说，VAR模型主要还是一种统计或者说计量经济方法，充分地考虑了宏观数据中所蕴含的信息，背后所依据的经济学基础却有所不足。即使我们在统计上很有把握地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又怎能断言它们有因果关系？而这正是专注理论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萨金特等理论学者主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配合采用不同于VAR的“校准”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也是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中非常热门的方向。
VAR及其衍生的相关的时间序列模型，作为实证工具都非常实用，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被无数政策研究所采纳。VAR本身不能提供任何最优政策选择，只是通过所建模型仿真各种政策对不同变量产生的影响。它甚至不一定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但这就是政策制定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萨金特除了诺奖表彰的实证研究之外，还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经济学的分工边界正变得模糊，微观、宏观与计量经济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靶子，而实证检验也反过来在促进理论研究。在宏观领域，理论和实证是分不开的，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也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新模型奠基人
单纯从“思想”的角度看，有人会认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不大，最重要的观念多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至今仍无改变。1936年，凯恩斯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开辟了“宏观经济学”。之后，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挑战凯恩斯国家干预的观点，主张除了控制货币，应尽量放松管制，促进竞争。而卢卡斯、萨金特等则进一步挑战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理性预期的存在，可能使得货币政策都失效，主张更为彻底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所谓理性预期，是指决策者依据当前可能利用的所有信息进行决策。现在学者总结说，传统的假定不可观测的预期变量为少数可观测变量之现期和滞后各期变量的函数的做法，实际是一种后向预期，必然会遇到“卢卡斯批判”。
人们在对将来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将来的影响，并根据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行为。他们要估计当前经济政策对将来的影响，并按照估计的影响来决策，以取得最大利益。行为的改变会使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很难衡量，因此传统模型无法评价经济政策效果。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萨金特的早期工作就指出，货币政策因为可能被人们预期到，所以不可能改变实际产出，根本上是无效的。中央政府应当利用人们的理性预期，公开宣布并长期坚持制止通货膨胀，以此作为根本的经济政策。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显性地将预期变量与理性预期假设相结合，即将预期与基于模型本身及“所有可能”的信息的条件预期相结合，即所谓“前向预期”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对人的理性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有多么理性，有多么“前向”，又是何种程度的“前向”，这些都需要仔细评估。
从研究方法来看，近年的宏观经济学飞速进步，总体的研究范式都已和过去截然不同。随着萨金特等倡导的动态规划方法的普及，人们逐渐认识到它能有效地刻画各种宏观现象，并能将“理性预期”等因素包含在内，从而使它逐渐变成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标准工具。特别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兼备微观基础和宏观特征，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模型。
不管西姆斯还是萨金特，都清楚地意识到理论研究乃至实证检验与现实宏观经济问题之间的巨大鸿沟。西姆斯坦承，他的研究和方法不能简单的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式作出一个结论，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还在不断的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政府领导人迅速解决这些经济问题。
作者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研究员
萨金特简历
萨金特于196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明尼苏达、芝加哥、斯坦福、普林斯顿等美国大学，自2002年起执教于纽约大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早期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同事中包括西姆斯，他们共同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转变。此外，萨金特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萨金特在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与卢卡斯、巴罗和华莱士一起开创合理预期学派，研究利率的期限结构、古典失业、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
西姆斯简历
西姆斯1968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明尼苏达、耶鲁等大学，从1999年开始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在 1995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学会的会长，并将于明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
西姆斯创立了名为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并和其他研究者使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诸如央行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等诸多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