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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克拉克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

经济学家们并不是不习惯于相对不知名的年轻人才华横溢的博士论文--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和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就是证明--但是,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 1921--)的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威利图书公司,1951年;第二版,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年)却是独一无二的。运用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尚不熟悉的符号逻辑的记号体系,阿罗打算对政治学中一个从未被经济学家和很少被政治学家提出的问题求解:假定全体个人能够依照偏好的次序对世界的所有状态进行评级,那么,能找出一种总能从这些状态中选出"最受偏爱的"状态的投票规则吗?

  最流行的投票规则--多数选择,多半不能表达一种唯一的社会偏好。例如,考虑一个简单的例证:三个人A、B和C被要求对三种可供选择的不同社会状态x、y和z进行投票。现在假定A偏好x胜过y、且偏好y胜过z;B也偏好y胜过z,但偏好z胜过x;而C象B一样偏好z胜过x, 但像A一样偏好x胜过y。很容易看出x以A和C的两票胜过y,y以A和B的两票胜过z;但是,不幸的是,x并没有因此胜过z,因为z依次以B和C的两票胜过x。换句话说,在这个三个投票者和三种不同的选择事物的简单例子中,多数选择的民主方法导致了僵局。

  阿罗现在所要阐明的是:这处僵局不仅会在以多数规则的原则为基础的制度下发生,而且会在除独裁制度以外每一种可设想出的制度下发生。因此,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把个人的选择累加或以别的方式结合成一种明确的社会选择的,除非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党和国会操纵"制度";例如,把所有的选择限定于两个和仅有的两个备选对象。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看来好象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都具有如此惊人的结果,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来驳斥它的论文已经写出了数面篇!但是,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了所有的技术上的批评,并且从未在它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受到决定性的挑战。然而,它对福利经济学的意义往往被误解为隐含着"社会福利函数"(参阅Bergson,A.)的不可能性。伯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宣称:竞争均衡能够得到任何帕累托最优解(参阅Lerner,A.p.),只要经济中的原始收入禀赋是以一次总付的收入转移方式被改变的;因此,社会福利函数表达的就是社会对这些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方向的一致意见。显然,由于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函数,因此也就没有意义。可是,如果我们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社会对一次总付的收转移的一致意见呢?于是,阿罗的"制度函数"确实变得直接相关了。总之,"不可能性定理"是一个关于政治学的定理,而不是关于经济学的定理。

  阿罗完成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之后,就与杰拉德·德布鲁通力合作,重新进行标准的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这些研究主要载于一篇经典论文《竞争经济均衡的存在性》(《经济计量学杂志》,1954年7月)中。十九世纪一般均衡理论的发明人莱昂·瓦尔拉斯相信:人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计算机方程和未知数的个数以确信他拥有同要被决定的未知价格一样多的已知需求-供给方程的方式来证明经济在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存在性。长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充分的证明必定不止于计算方程和未知数的个数;但是,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的严格证明仍然令阿罗和德布鲁之前的每个人生畏。通过使用新的数学技巧,阿罗和德布鲁发现:完全竞争条件下多市场均衡的存在要求有所有贷物和劳务的期贷市场,即要有我们能在其中今天付款明天提贷或者今天提贷而保证明天付款的市场。这个发现给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用意义投下了阴影,而且阿罗的多数著作是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仍然是"健全的",即是说,它甚至适应于没有期贷市场的经济。这就是阿罗与弗兰克·哈恩合著的后一本《一般竞争分析》(霍尔登-戴图书公司,1971年;奥利弗和博伊德图书公司,1971年)的重点。

  从与德布鲁在五十年代合写的最早的文章起,到与哈恩在七十年代合著的书为止,阿罗在这期的著作集中于风险规避对经济活动的含义,因为它与医疗及其他种类的保险有关。《风险承担理论文集》(北荷兰出版社,1971年)总结了他这个领域的著作。最优存贷和最优社会投资政策一直是阿罗的其他兴趣所在,这反映在他与S.卡林及H.斯卡夫合著的《存贷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8年)和他与M.库兹合著的《公共投资、收益率与最优财政政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8年)中。一篇被大量研究的文章:《由学而做的经济含义》(《经济研究评论》,1962年6月)标志着阿罗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最后,他是一篇著名的论文《资本-劳动替代与经济效率》(载于《经济学与统计评论》,1961年8月)的四位作者之一,这篇论文把经济学引向以CES(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为业,这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超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第一步(参阅Douglas,P.H.)。

  阿罗1921年出生于纽约市,1940年以十九岁的低龄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哈罗德·霍特林(参阅Hotelling,H.)的指导下,继续做统计学方面的毕业后研究;但是,在美国空军的战时服役使他的研究几乎不断了五年。战后,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找到社会选择做为他的论文的主题之前仍有耽搁。阿罗在1947年加入设在芝加哥的考尔斯委员会(参阅Marschak,J.)然后于1949年去了斯坦福大学,并于1953年在斯坦福成为教授。1968年,他的哈伸大学得到一个教授席位,直到1979年再重返斯坦福。在他的生涯中,他一直受到尊敬;但是,他的声望上升得这么快则在后来的年份:1956年他当选为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1957年荣获美国经济协会为四十岁以下年龄的经济学家的最杰出著作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63年当选为管理科学学会的会长;此外,他获得过九所大学的荣誉学位,最后,阿罗于1972年与约翰·希克斯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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