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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认真对待科学

  读这本《哲学 科学 常识》的时候,我觉得嘉映是一位认真对待科学的哲学家。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有时会觉得尴尬。为了解我们自己的尴尬,我曾邀请嘉映与经济学家对话。这对话的痕迹,不知是编辑疏忽还是作者有意,在这本书的第170页保留了一丝丝——“我说丁丁你到我这里来一下,丁丁不会问: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这样看来,由我为这本书写一篇给经济学家读的书评,是合适的。
  继续读下去,我发现,我和嘉映在知识结构方面有较大的互补性。例如,他在“导论”中批评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正是我向学生们推荐的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主义”——自康德“理性为自然立法”以来,包括哈贝马斯的学说在内,许多重要学说都被归入这一“主义”。
  书中第8页写道:“……我个人仍然认为建构主义的‘纲领’是领错了方向。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需要补充的是,真理是过程。所以,神话当然有它是真理的时期,只不过今天不再是真理。嘉映继续说:“若说科学是另外一种神话,那它和本来意义上的神话大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把它当作神话对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毫无补益,只会造成混乱。”
  由此,我发现导致我和嘉映之间互补性的东西,多半可以归结为“神秘主义”——嘉映不是神秘主义者,他更认真地对待着科学。
    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与嘉映的态度更趋于一致。例如,在“自序”开篇,嘉映感叹:“远为根本的是,科学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科学世界观没有为喜怒哀乐美丑善恶留下席位。”在中间某处,他说:“我关心的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在结尾某处,他又自嘲:“不少朋友和学生认为我在做重要的工作,我将错就错,受到鼓励。”书中有一些段落,我们的看法更完全一样。例如,“科学就是以希腊方式来思考世界,……在那些受希腊影响的民族之外,科学从来没有存在过。”
  不过,我还是要试图补充说明:与其他概念一样,科学是过程。其实,我们讨论的总是此时此地许多过程怎样汇集和凸显出一些可观察的从而或多或少静止的特征。对过程的表述是历史的,对静止的特征的表述则是逻辑的。
  或许,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更习惯于和更偏好历史表述而不偏好逻辑表述;又或许,一些民族正在变得习惯于逻辑表述。但只有当一个人习惯于把现象划分为“A”或“非A”,并且不习惯于表述介于A和非A之间的任何事情时,他才会习惯于科学世界观。
  如同嘉映所说,“科学的极高的预测能力,说来说去是预测能够量化的东西……。而我们的经验世界,原则上是无法大规模量化的。”在这里,我愿意补充一点颇近似于柏格森的看法——凡能被我们量化的东西,与我们的创造性不再有关系。
    此外,嘉映提出了一些新鲜从而能启发思考(或批评)的看法。例如,他把公元前800年左右至今天的时代通称为“理知时代”,以区分于有文字之前的“感知时代”。然后,他把冯友兰所称的“子学时代”改称为“理性时代”。其解释是:“我们说某人理性,是说他着眼于现世、重经验重常识、冷静而不迷狂。理性态度是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所以,他所说的“理性”,对应着康德所说的“Verstand”或阿伦特所说的“intelligence”。根据这一态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或者更粗略而言,对应着“reasonableness”,可以称为“情理”,而非“纯理”(pure reason或康德的“Vernunft”)。这样,嘉映继续说:“在我看,诸子的导向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
  在书接近结尾时,有这样两项陈述——“科学所欲把握的深层机制是远离日常经验的机制”;然后,“哲学理论是要让世界变得可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可预言”。但我依然相信,神秘主义体验同样远离日常经验,并且试图把握世界的深层机制;哲学或思想,是可能预言世界的——只不过它不预言事物的量的未来,它预言的,是质的未来,是可能发生的新的事物。
  由此,我想到嘉映在“自序”里的文字:“眼下这本小书,既不是一个开端,更不是一个结论。它只是我行在困惑中的一些片断思考。”他的困惑,也激发了我的思考,虽然这思考同样不会有定论。
  让我用爱因斯坦的文字来结尾吧:“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就是宇宙竟然是可以理解的。”(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comprehensible)■

《哲学 科学 常识:神话时代以来的理知历程——人类心智所展现的世界图景》,陈嘉映著,参见《财经》2007年第5期“本刊3月荐书”。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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