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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作者：张军
ISBN：7302104093
定价：18元
印次：1-1
装帧：平装
出版日期：2005-4-1
内容简介：
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方式是当今主流经济学文献里兴起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领域。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为研究这个所谓的“投资—增长关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验观察机会。本书就是基于中国经验来讨论投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作者讨论了中国的投资体制和投资效率，测算了中国的资本存量，估计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经验数据，最后从资本形成方面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变动。
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对本书的学习深入的理解这一关系。
目录
第一章 对中国投资体制的配置资源状况的描述
第二章 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
第四章 实证分析中国投资体制变迁对投资
第五章 投资特征、效率变化与投资行为分析：
第六章 中国的投资效率以及资本形成的
第七章 工业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八章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
参考文献
前言
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说过： “经济增长是一个对经济学家始终充满诱惑力的话题。”但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一旦接触，就再也没有停下来。本书的内容就是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78-2000”的最终成果总结（批准号：02BJY129）。
其实，我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注和研究开始于1999年前后。尤其是我于2000年9月至2001年9月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研究期间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构成了以后系列研究的起点。从哈佛回来之后，我曾把我的研究结果以不同的视角写过几篇论文。刚刚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的论文《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就是该项目的前期成果之一。它原是我应邀为2002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国际会议“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而准备的，并在这个会议上报告过，其后在武汉大学主办的国际会议“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上再次报告。该文的修改稿最终在《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上正式发表。论文《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卷（2002年）上正式发表。而《理解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则发表在了《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1期上。
总的来说，以上这些前期的研究工作让我发现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一个时间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10年，即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基本上经历了适度的下降趋势，它印证了我们通常的一个判断，即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增量改革在集中释放静态收益的时期，这得益于80年代上半期农业改革的成功和乡镇企业的快速进入。而且，在这个时期，投资的增长带动的是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到非农部门的转移过程。中国的就业创造和就业增长在这个时期最为耀眼（据估计，累计有大约1.5亿的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农村进入了非农部门就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资本密度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加速上升了，这表明在经历了10多年的投资扩张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投资或资本深化的征兆。在1989—2001年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一直比GDP的增长率高出差不多4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下降和恶化的趋势。结果，就业的增长随着投资的加速反而在下降。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面临劳动力短缺之前将比东亚经济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要素的供给能力，而是取决于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的选择和决策体制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至关重要。而中国的投资体制和金融部门的改革却一直是滞后于其他部门的改革的，以致于各级政府普遍和主导的投资选择与决策、相互分割的市场环境和局部的发展目标相互加强，不断将经济推向偏离要素比例的技术轨道。这就是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提供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一个视角。
有了这些尝试性的工作和基础研究之后，我决定申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在该基金的资助下开始进一步深化这些研究成果。在执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我与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曾多次合作，取得了多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们集中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一，考虑到在研究中要涉及中国的资本存量的测算，于是我决定对中国的资本存量进行再估计，尤其是对1952年以来的中国的省际物质资本存量进行系统测算。这个工作前后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对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计》（与章元合作）以及《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与吴桂英和张吉鹏合作）。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和2004年第10期上。前不久我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用英文报告了这后一篇论文。
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在估计了资本存量的前提下去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效率或者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s）的变动。解释了增长的变动模式之后，自然就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资本形成的基本特征，并考察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个关系在现有的文献里也被称为“投资—增长关系”（InvestmentGrowth Nexus）。2003年初我终于写成《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与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一文。该文可以看成是讨论增长模式的姊妹篇，但它更像是“脚注”，这是因为这篇论文的重点是考察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化以及背后相关的资本形成的一些特征，它包括投资率、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特征。这样的考察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来理解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下资本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特征。
在这篇论文里，我首先计算了中国经济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这是衡量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如果投资是有效率的，或者没有经历资本深化的过程，ICORs将保持基本稳定。我的计算发现，ICORs在1994年之前呈现出了这个特征，但是之后开始急剧上升。这表明投资的效率在此期间显著恶化了。然后我构造了一个解释ICORs上升的简单模型，这个模型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密度变化之间的“二次函数”关系。我用中国的数据拟合这个关系，发现了这个关系的存在。这样，解释ICORs的惟一变量是资本密度（即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速度，而资本密度的加速上升在我们使用的经验数据上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那么，资本密度近10年来的急剧上升是否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房屋建设的高峰时期呢？我通过对中国建房投资时间序列数据的测算，发现建房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的，从而排除了建房投资的影响。然后我们着重分析了投资在制造业部门的分配并测算了私人投资的份额。在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中，制造业的比重非常高，已经超过了韩国和新加坡。过高的制造业比重对投资效率的下降显然是负有责任的，这与新加坡和韩国的经历是类似的。而私人部门投资的比重，根据我测算的结果，不超过24%，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形成主要还是发生在公共和国有部门中，这样的投资分配格局不可能是有效率的。
我在研究过程和论文写作中还考察了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关系，因为资本形成包含固定资产的投资和存货增加两部分。我分别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的变动模式，我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由于存货增加反映了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因此可以看出，在90年代以后，资本的形成几乎全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也就是新增加生产能力的结果。在需求增长减缓的条件下，生产能力却在继续加速形成之中，这足以暴露了中国投资体制的非效率缺陷。这个结果显然进一步支持了本书前面讨论增长方式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篇讨论资本形成的论文的英文版“Investment,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最终发表在美国的“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上，它很快引起了同行极大的兴趣。2003年9月，我应邀在法国ClermontFerrand举办的“中国经济政策与效率”的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篇论文，2004年7月我还应邀出席了在汉城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三次访韩团暨东亚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并报告了该文，引起很多的争论与讨论，也引发我对另一个相关问题的兴趣，于是，我又有了新的研究课题。大经济学家费雪教授曾经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情，其实，经济研究可能也是如此。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了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使得我能够扩展和深化已有的研究并使很多方面的有趣工作得以继续。另外，我的几位非常出色的学生章元、陈诗一和吴桂英积极参与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并与我合作分别完成了4篇研究论文。现在章元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陈诗一目前正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攻读金融计量学的博士学位，而吴桂英今年夏天则去了牛津大学读书。最后也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刘志彬先生对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书中的缺陷和问题应该是我的责任。
2004年11月22日
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