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此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这本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确定的功能，但不同的市场实现这些功能的机制是不同的；由于功能上类同，异质市场之间具有某种替代性；由于参与市场交易的当事人采取某种战略行动，客观上产生了溢出效应，从而导致异质市场之间具有战略上的互补性；异质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这本著作共十一章。第一章为“导论”，它首先回答了本书的研究背景，指出现代经济学中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持久论战根源于人们对市场本身认识的模糊性。经济学很长时间内把市场简化成价格机制，这种对市场过分简化的认识，迫使人们采取极端的经济政策，即，自由化导向的政策和政府直接干预导向的政策。事实证明，经济政策的过分简化总伴随着危机的凸现。如果要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必须放弃把市场等价于价格机制的看法，或者孤立地看待市场的思维方式，一种可能的进步是重新审视市场的制度结构，并研究不同的市场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效应。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研究对象锁定在金融市场，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更易形式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刚结束的金融危机提高了理论的现实性。接着，我们回顾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史，从中发现，金融政策的脆弱性和易变性恰恰与人们过于简单地看待金融市场有关。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市场被孤立成金融中介或股票市场或其它衍生品市场，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使一些实证研究已经显示这种关系的存在。
第二章讨论了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功能，转述了主流经济学对金融市场的证明，并指出这种证明结果的局限性。本章首先从制度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市场，认为金融市场是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契约网络，它以资本为特定交易对象，当事人可以是个体投资者，也可以是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组织等）。按照不同的资本交易契约形式（如贷款合同、债券、股票、期货等），金融市场可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市场，一般研究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常称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当事人所从事的是当期的资金与支付未来收益的承诺的交易。在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或人的有限理性的假定条件下，支付未来收益的承诺也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有不守诺言的可能。此时，当事人之间要么通过分工形成各自的专业化能力；要么通过契约设计来激励和约束对方；要么求助于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如法院、政府及其它中介组织。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三种办法都是要支付成本的，即使把它们都利用起来，仍然不能完全解决承诺的不确定问题。这种因信息成本或交易成本引起的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异质性或市场分割，即市场上竞争者的有效数目远远少于完全信息下所需的竞争者数目，且不同类型的交易形成各具特色的市场，相互之间不重叠；存在价格粘性，交易制度、习惯、法律等也参与决定价格水平；金融交易契约是不完全的，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问题。不完全的金融市场是一种组织化的、制度化的交易，除了与物品交换有关的活动外，还有信息集散、权利界定及让渡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金融市场的四大功能：媒介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集散功能及企业监控功能。
第三章先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对金融市场分析的不足。主流经济学把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看作当事人之间的个体行为，并且这些交易中有很多属于一次性的，因而利益矛盾的调节更多地采用价格机制。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金融交易一般是关系性交易，其特征是具有未来性、不确定性、社会性、不可度量性及正交易成本等。由于当事人之间的行动及其后果很难孤立地、量化地看待，价格机制就无法有效地协调其利益矛盾，所以，为了促成交易，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必须引入广泛的非价格机制，如数量、声誉、习惯、法律等等。这些价格及非价格机制构成治理金融交易的关系契约网络。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是由具有不同权利结构特征的治理机制组成的契约网。普遍地看，治理机制可分为三种，即三边治理、双边治理和一体化治理。人们选择哪种具体的治理机制，要权衡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大小。具体到信贷市场，其制度特征可概括为：三边治理与双边治理相结合，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体。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一个信贷市场的均衡边界，它对应着最小契约成本。
第四章分析了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由于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功能类似，但各有优缺点，彼此的比较优势就容易形成一种替代与互补，它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均衡制度结构。由于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功能类似，所以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并且经济越发达，资本市场对信贷市场的替代程度越高。不过，考虑到不确定性及人的有限理性的影响，一种证券所代表的契约制度再怎么完善，也不可能杜绝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故资本市场对信贷市场的替代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即资本市场凭借比较优势部分替代了信贷市场。
如果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之间仅仅有替代关系，那么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表现为此消彼长，但事实上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信贷市场也在发展，这说明两者之间还有一种互补关系。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的互补不是来自功能上，而是来自当事人的战略行动上，当某一当事人在资本市场或信贷市场上从事证券交易或信贷活动时，客观上产生了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这种交易活动通过影响市场的信息披露及企业的行为，来影响另一个市场上当事人的决策。如果这种溢出效应是有利的，那么就会促进两个市场共同发展。进一步看，单个当事人的战略行动在影响其他当事人时，还会产生出一种乘数效应，即，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后果被放大了。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之间战略上的互补和功能上的替代常常是共存的，并且有时会相互转换。
第五章讨论了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了莫顿等人倡导的功能分析法，认为，金融市场通过动员储蓄、分散风险、集散信息和监控企业这四大功能来影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在分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结果。本章最后证明了两市场的互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信贷市场上出现协调失灵时，均衡增长路径无法实现，若同时开放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战略行动产生溢出效应，改进了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决策质量，从而实现均衡增长路径。进一步看，正的溢出效应带来了乘数效应，使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
第六章是一个扩展分析，其核心的观点是，两个异质市场之间功能上的替代和战略上的互补决不是金融市场内部的特殊现象，而可能是经济中所有市场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把第四章的博弈模型扩展到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发现这两种市场作为信息集散和企业监控机制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当事人在两个市场上的战略行动又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形成两个市场间的战略互补关系。两市场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客观上弱化了各自的协调失灵问题。进一步引入了不确定性，发现主流经济学中一再强调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引发两市场相互作用的唯一因素，即使在对称信息条件下，当事人知识的差异性也会导致专业分工，从而刺激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采取有溢出效应的战略行动，结果导致了两市场之间的战略互补关系。这种不确定性引发的两市场战略互补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并且其中也有乘数效应。
第七章讨论了金融市场中政府的作用问题，相当于把前几章发展的理论观点应用于经济政策。从金融发展理论史看，基本上出现过两种政策观，一种是麦金农一－肖学派一直倡导的金融抑制论；另一种是斯蒂格利茨等人所推崇的“金融约束论”。迄今为止，经验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金融抑制论，但不幸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也未达到预期效果，很多时候反而影响很坏。这就使得两种观点的争论显得很不成熟。
本章首先评述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约束论，然后重点分析后者，因为它得不到经验支持。我们认为，金融约束论所赖以成立的条件是很严格的，控制住其它条件，我们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即使有助于经济增长，也是通过要素投入增加来推动的，是一种外延式增长方式，这恰恰与克鲁格曼对东亚模式的批评相一致。进一步应用市场的制度结构理论，我们发现，新兴市场国家与金融约束政策并行的持续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银行业竞争及民间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及其它市场的开放。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主张政府一方面有序地协调地开放各类市场，另一方面致力于发挥和协调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为市场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是立足我国的金融市场化过程，对前述理论的一个初步经验实证研究。第八章研究中国的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角度是企业金融层面的数据，因为企业发展有赖于金融发展，如果金融市场比较发达,企业就可以通过不断地调整融资结构,寻找一个最优资本结构,它代表了企业的最佳能力。但是，一旦金融市场受到不适当的人为干预，各种类型的资金价格被扭曲，融资渠道遭遇阻滞，企业就无法根据自身发展要求调整其资本结构，使之达到一个最佳状状态，企业融资能力必然受到损害，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抑制。我国金融市场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现象，企业资本结构极不合理，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本章的经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抑制的确损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尽管利率管制未对居民储蓄产生影响，但其背后却是以抑制资本市场为代价的；信贷市场上的利率管制和歧视产生了一大块租金市场，诱使金融机构大规模寻租，据估计，1992~1997年六年间大约有25795.83亿元的资金流向直接非生产性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发行额度管理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视大大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并且利率管制和歧视大大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
第九章在Bandiera 等人(2000)、Laeven(2000)、樊纲等（2003）、黄金老（2001）和刘毅等人（2002）的研究基础上，引入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数，并运用该指数研究金融市场化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章的研究发现，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一直稳步进行，直到1987年市场化改革停滞，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直接控制增强。从1992年开始有继续进行了快速的市场化改革，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测度的市场化指数很好地刻画了金融市场改革过程的波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判断市场化过程的性质和特征。为了进一步研究市场的制度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按照标准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计量检验方法，利用相同的数据和模型首先检验了国内现有的代表性研究文献，没有发现类似的结论，即国内现有文献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我们的研究不支持这一结论。我们认为，这是没有考虑市场化过程的结构，市场化过程涉及到不同市场的发育程度的不一致，按照前述理论，这种不一致会带来替代和互补效应，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们在现有模型基础上引入了金融市场化指数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化过程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我们的计量检验发现，如果同时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化过程，那么金融市场化指数能够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经济增长，但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反的。这说明主要是市场化过程影响经济增长，即两个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促进了增长，这一点和前面的理论推测一致；但两个市场的替代关系可能会损害增长，这符合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现状。
第十章考虑到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在宏观层面上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市场之间的制度结构关系，本章把研究角度放到企业层面，讨论企业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制度关系。我们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个案——华联商厦和华联超市案例，对现有的主要理论结论和推论进行检验。由于制度背景和市场化程度不同，我们推测转型加新兴市场上内部资本市场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特别是企业决策者会主动构造出内部资本市场，并利用内外部资本市场的互补或替代来实现一些目标。本章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无法改变监管法规以及资金供不应求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为了放松投资机会所面临的股权融资约束，控股股东可能会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以变通的方式使其达到融资要求； 由于涉及到监管政策、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受到外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如果外部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那么内部资本市场就可能起到主要的治理作用，这是两市场替代的证据；内部资本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必须依赖外部资本市场，并且外部资本市场越发达，内部资本市场也会相应扩张，这是两市场互补的证据。不过限于案例研究的局限和数据问题，本章仅仅提供了有限的证据。
第十一章是对政府监管政策的分析。本章首先回顾和评价了监管的理论渊源及其局限，认为有关监管的俘获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公益目标理论等都不足以解释金融监管的性质和变迁。监管可分为两个层面讨论，一个层面是法律的管制，一个是政府的直接干预。现在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法律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法律的起源影响到法律监管的绩效，拉伯塔等人的研究发现，习惯法下的监管优于成文法。这符合哈耶克等人关于习惯法的扩展秩序观点。在政府直接干预的研究中，主流的理论通过公共选择和利益集团竞争来加以解释，但是并不足以政府管制的性质。按照法律的不完备理论，由于法律本身是不完备的，所以需要监管，但这种理论同样只能解释成文法，而不能解释习惯法。正在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却对这一假定和思路提出了挑战，新的研究发现，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并经常出现不理性的一面，比如受到情绪的影响，过度自信、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这样就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最优制度来规制复杂的金融交易。本章提出了一个政府管制变迁的讨好模型，认为投资者是由不同群体构成，当投资者中存在一个短视的风险回避的群体，那么诱导其参与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稳定他们的预期，让他们感觉到投资能够短期获得较确定的回报。这一点单靠竞争无法实现。如果存在一个监管机构，就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与其说监管是利益集团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讨好投资者的产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系列
周业安个人简介：
安徽绩效人。1968年生，现为人大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为和制度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企业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