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绊中国企业家的幽灵

　　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起点。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国家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
　　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理性和真实。
　　2．在过去的130多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
　　3．在中国百年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它们虽然不可能占据历史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机盎然。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富有悲剧性的是，每隔30年-40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
　　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地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
　　本书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