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
作 者：（美）E.J.米香 著
出 版 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品牌：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7月
定 价：36.00
I S B N ：9787111352204
内容简介
为了避免过度关注统计数字而忽略现实情况，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并非经济增长本身，而是经济增长的模式。政府官员倾向于将经济运行良好与否与“就业”、“稳定物价”和“收支平衡”挂钩。很明显，任何一个方面出问题都会亟待修复，这是一个能够避免经济崩溃、保证经济良好运行的机制的主要任务。但是仅仅保证这个机制良好运行或许是不够的，这并不能解决长期的实质性问题。从长期经济政策来看，除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的方向或许更重要。经济学家们将实际收入与“富裕”或者说法更精确的“更多选择”画等号，并且不厌其烦地宣称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得更好，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就算是那些尚未被滔滔不绝的经济教条所左右的人，长此以往也一定会最终盲从。但我们当然有其他选择，而且还有很多！
作者简介
E.J. Mishan著名的反传统经济学家，1956～1977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其后在北美各大学进行讲座。米香著有《经济增长的代价》、《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学的真相》等著作。他在《经济学人》、《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权威杂志以及《金融时报》、《每日电讯》、《纽约时报》等报纸上发表论文80多篇。
导言
可能有更好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上面所提到的事情还未发生。可能因为我们的政府组织机构较好地适应了这个更加从容的时代，即社会不公可以得到补偿，问题在产生时就能得到解决，并且在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能感觉到有所保障并足以使自己有时间去重塑和调整。对体制而言，只需要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缓慢积累来得到改变。就我们的物质环境而言，它可以依赖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平衡并保持不变，因而人们可以调整自己对于熟悉事件的观察视角；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也会自我安慰，哪怕是只存在于脑海中的幻想，或者呈现形式不同但内在本质都相似的事实。
而且，人们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也可能根本做不到，因为这种预防措施将可能使人们思考和判断由此而产生的对普通人福利的影响。大量涌现的科学技术产生的压力将分解我们的制度框架，腐蚀我们已建立起来的道德基础。人们在工作期间，思维和智力已经成型，几乎没有任何动力把精力转向这类问题。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并不是在努力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只是在苦苦追求通过公开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并以此来得到别人的认可——试图缩窄而不是拓宽他们的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许多经济学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数学方法上的创新和理论的一般化，但他们也不会大声质疑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物质增长是否促进了人们的幸福感。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最好留给对社会问题较为关注的业余爱好者们去讨论，这个世界上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等着他们去研究。无论如何，这种宽泛的问题无法进行系统化的描述，无法简单地使用社会科学中的纯粹技术性工具加以讨论，也不能脱离不断更新的“价值判断”。而且，那些胆敢挑战传统和习俗的社会学家们必须准备好忍受来自于固守教条的同盟者的巨大打击，这些人有比你更大的热情来捍卫他们的方法论的纯洁。
无论怎么解释，我们都生活在自我矛盾的环境中。尽管可以把耶路撒冷的经济增长模式带到英格兰那片热土，但后果却将是对英格兰环境的巨大破坏。经济增长仍然是目前政治词汇中最令人敬仰的口号。时至今日，年轻的一代也在为能掌握大权而奋斗，并习惯性地漠视所处时代的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他们在不停地强调父辈们的信条，根本不关注物质繁荣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口口声声坚持融合“新”和“变”、“ 现代”和“活力”，就像它们才是重要的美德，仿佛事实上只有科学才能给予我们所有的拯救——以及通过更多的思想传播。说服公众支持和维护战后构建的保护性设施能够使他们不用再向公众灌输强迫症式的训词。经济指数本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物，事实上也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人们却把它当做神一般膜拜。显而易见，人们不得不求教于数字来掌握整个社会的情况。对于大批的信仰者来说，任何对于数字的怀疑都被看成是异端邪说，正如像数据所揭示的那样，一个4%的增长率优于3%的增长率，因为这样对国家更有利，而怀疑论者却好像在说4不一定比3好。他们认为这样的怀疑无异于怀疑这一观点，即经济增长就像知识增长一样是一个好东西。然而，因为经济增长对我们的福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将专注于福利、安康、满足感或者幸福感，这些指标或许无法量化，但却非常有意义——不要再用数字体系代替它们，正如我在下面篇章中提到的一样，完全有理由怀疑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性。
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没有被专业人士完全忽略，然而我想表明的是，它们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被明显地低估了。这些因素的特性在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体系的批评中已有所展现，而完全竞争体系在任何时候都被认为能够理想地进行资源配置。如果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自20世纪之初以来，它们就被认为是外部不经济或者“溢出效应”的标志。
然而还有其他方面的批评（至少是担忧），这些可能远超出了溢出效应的范围。对于这些其他的批评来说，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符合逻辑或对某些特殊机构施加了压力而具备合理性——正是通过这些机构，不断增长的社会资源和产品才得以分配。一个在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指导下的富裕社会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比非集权的自由化企业组成的社会系统更不易受到这类批评的伤害。
把这些批评形式化将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大脑锻炼，只要能将它们包含在经济领域中，就能加强它们对从事经济学研究者的启发，但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些认同我的观点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得不接受许多其他观点，而这些观点不能被完整地融入到福利经济学研究框架之中。
我所希望表达的观点总结如下：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从专业术语角度看，即传统主义者和守旧派与“现代主义者”和“领跑人”的两分法，它们混淆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究竟是试图通过调节环境来适应人类的天性，还是恰好相反，调节人类的天性，使之顺应于被“效益角度”即技术进步所主导的环境。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词汇，即我们在“直面改变”和“走老路”之间面临抉择，只要我们能够将“直面改变”从纯粹冲动的惯性中分离出来，更具体地说，是从我们“先导者”具有权威性的标准中分离出来——日益激烈的竞争、不断攀升的出口、不断提升的技术效率，当然还有迅猛的经济增长。那些习惯如信仰一般坚定的人已经不耐烦地催促我们赶紧进入未来，虽然看上去很艰难，但它绝不是迎接20世纪
原文为20世纪，但怀疑此处有误，应为21世纪。——编者注
唯一的选择，他们只是扬起风帆去追逐风向而已。“面对的是20世纪”这样的说法可能更加关乎人们的需要，只要工业进步是由赞成自由经济教条的古老假设所指导的，那么在蒸蒸日上的新兴技术力量面前，人们就可以投靠工业进步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用更积极的方式来说，年轻的一代只有在自己通过对一系列即将或已产生的后果的认真思考后才能面对真实的未来（那些有形的、无形的，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才能意识到古老的自由经济的和谐将不复存在，而不得不做出许多痛苦的抉择；才能明白某些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与技术的需求将被证明是无法和谐共处的。
我知道自己的许多观点经不住所谓的科学检验，也没有为许多观点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我的看法是，现有的知识体系存在不足，而不是我的观点有问题。由于现实事件变化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统计分析技术所能达到的更新要求，因此我们无法改进统计方法来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溢出效应的大小。然而正是我们对数字的过度信仰，才导致人们片面认为无法数量化的东西都应被抛弃。这是一种在研究工作者中间普遍存在的强烈偏见，他们不承认不可测量的事物的影响力远大于可测量的事物的影响力。在许多情况下，基于这些可测度的数据形成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我们无法估计这些增长的溢出效应或“社会成本”，在不远的将来，应该迫切使它们以最生动化的形式呈现于公众的视线前，而非让作者将它们归于充满歉意的脚注。对于更多意外的社会影响的大小仍未有人做出过统计，或者极可能会做出。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促使经济学家们偶尔关注他自己的感知，如果未来这个趋势仍然无人问津，那么这个事实也不阻止合理的猜测。
对于快速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原则上并不容易进行测算，人们也不能坐等更有效和归纳性更强的方法出现才去思索这些问题，因为它们看上去比可测量的东西更好预测。吸引读者的必然是以熟悉的经验和直觉的形式出现。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屈服于那些优秀的经济理论家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本书第6章。在那一章，人们的偏好被看做是数据，人们的选择是终极原因。对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来说，无论是可观测的人们欲望的特质或标准，还是人们在行业或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如何变化，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不必成为应用经济学的内容。事实上，如果应用经济学家认真考虑人类福利，那么已存在的经济组织和技术创新对于标准偏好、行为标准和人们性格的影响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
ⅩⅧ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宣称，在一种毫无目的的偏好变化的过程中，一个人对《超人历险记》的喜爱超过了对弥尔顿的《失乐园》的喜爱程度，你也可能认同对某爵士乐的偏爱不会低于对贝多芬交响曲的偏爱，但事实上没有人这样认同。就算有人真的相信，我们也不会那样做。
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一个沉溺于《超人历险记》的孩子长大后会对原来《超人历险记》的剧情丧失兴趣，而把偏好转移到《失乐园》上来。如果一个人不是老糊涂的话，他不可能把对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诗歌的热爱转向《超人历险记》。总而言之，偏好确实可以排序，无论是正确或错误的。社会应该停止为偏好排序吗？如果这样的话，艺术、音乐和文学将不再有人教授。
我再一次表明我的看法。尤其是当我看到不幸的事情在不断发展演化时，后人可能不会介意活在那样的环境中。毕竟，人们终将适应当时的环境，即使那种环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但最终的问题是，人类能否适应发展变化的世界是一个问题，而提高生活的质量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这种观点何时触及我们对当下的看法，我们都拒不接受，这将被我们对目前的权力滥用的反应所证明。显而易见，人们认为提出这样的想法不合适，即社会的阴暗面无人管理，直到人们开始变得麻木不仁从而不再关心它。
如果我没有不计后果地在第7章中列举一些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我就不能再进一步地强化和表明我的观点。所以如果人们真能成功地适应迅速提高的技术进步及其各种好处，那么他们也就真的远离了幸福的生活。或许在生产力和科技变得更加进步的同时，人们也将变得麻木、自闭、现实和浮躁——即使人们满足于现状，也无法改变这一切。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未能真正适应这种全新的现实世界。非正式的数据表明，从精神紧张的角度看，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动力以高成本的代价在维持着。也有证据表明，西方社会的文明携带着自我分裂的种子，这一点在第7章中将有所涉及。
我不认为第7、8章中的描写是没有关联的,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观点远离现实而得不到充足证据的支持。总而言之，只要我有机会，就会系统地表达我对于技术进步、对我们现实世界未来和现在的影响的担忧。但我也承认，我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一些读者在掩卷之前就能被我说服，并较之以前更加审慎地关注未来的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