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地下的“占领中环”活动地点对面的马路栏杆上曾贴着一条横幅（占领活动已在8月底被当局以及银行强行终结），大意是香港已没有“良心银行”了，落款引用了尼采的名句“Gott ist tod”（上帝已死）。
这条横幅好像是一个刺点，贴在城市的一个角落，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事实上却揭露了一个秘密。这个世界真的曾经有过“良心银行”吗？银行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个写这条横幅的人可能没有真正地想过这些问题，可能他/她会像许多二流的畅销作家例如Niall Ferguson一样，认为贫穷并不是因为财经人士剥削穷人，而是因为人们缺乏一个有效率的银行组织，这种“良心银行”可以帮助人们免受高利贷的压榨，将金钱从无所事事的富人手上转移给贫穷工人，今天的债务危机只是因为银行的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已，当年的“良心银行”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大卫·格雷伯《债务：首个五千年》（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此书简体中文版权已由中信出版社购入
在大卫·格雷伯的新书《债务：首个五千年》中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种解读。此书英文原版面世不到一个星期，作者突然告诉我，它的中文版版权已经被一家中国内地的出版社高价买下，这家出版社出的书包括《谁动了我的奶酪》，他为此感到十分惊讶。我告诉他这家出版社很大可能误以为他是Niall Ferguson之流的作家，他只能报以苦笑。
但现在想起来这家出版社确实很有眼光，这本书几乎是这几年来解释当今的金融危机最好的书，被《纽约时报》、《法兰克福汇报》称为“启示录”（revelation）。几年前当格雷伯向我透露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债务的五千年历史的书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反而对于他作为人类学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身份感到好奇，这也是促成我后来翻译他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的原因。
在还没有认识格雷伯之前，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几乎都局限在马克思或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框架。上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相继变异的事实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人们，但很少人会回到马克思那里去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很多人对回到“以物易物”、“时分券”等另类经济模式抱着很大的怀疑，因为唯物史观很容易令人觉得借鉴过去只是一种退步。但如果要去想象一个新的出口，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接触的社会现实，或者我们以为是现实的历史、党派斗争、或者所谓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是否只是掩饰着虚伪与无知、同时阻止我们去想象的障碍物？
债务是怎么来的？
《债务：首个五千年》拆穿了很多我们关于债务的预设，分析了债务危机的前世今生，这本长达500多页的书内容贯穿了5000年的债务史。格雷伯尝试把它分为五个阶段：早期的农业帝国（公元前3500-800年）、轴心世纪（公元前800年-公元600年）、中世纪（公元600-1450年）以及资本主义帝国时期（公元1450-1971年）和现在的金融世界（1971年至今）。在这些不同的时期，格雷伯认为虚拟货币在重复“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的形态。
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前4000年，货币是国家或政府的产物，用来控制市场、经济、民生、战争等，货币的作用便是量度债务，金钱的使用便好像是一个庞大的记账系统一样。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用泥块来记数并发展了各种各样的表格。当债务危机出现而引致战争之后，统治者会摧毁这些账簿，并将土地归还它的拥有者，以舒解危机。这在世界各地，譬如古代的中国也屡次发生。
在第四个时期，我们刚好见到的是帝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诸国以暴力入侵美洲，以生产榨取大量的矿产、农产品等，当时中国取消了纸币，而几乎全欧洲的银矿都集中到中国来了。这些帝国主义的军队开支是哪里来的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帝国统治者的资产，但事实上是资本家的融资。所以当欧洲的军队进入美洲、加勒比海之后，需要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而最理想的状况莫过于在该地设立商店等，这些奴隶或苦力所赚取的微薄工资又可以被收回。战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便是帝国统治者欠资本家的债务。例如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便是在英国与法国的战争背景下诞生的，1694年新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时，其实就是将帝国统治者的债务以债券的形式发行。
那帝国统治者怎样承诺他的债务呢？帝国统治者需要将债券和金、银等资源结合在一起，这逐渐演变成我们日后所知的金本位。基本上，这些债劵背后都是ex nihilo（无中生有）。在歌德1808年写的《浮士德》里，浮士德以及他的助手梅菲斯特探访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皇帝正陷入无止境的债务，浮士德及梅菲斯特这样劝他：“反正您有很多金矿埋在您的土地下，您只需要发行一些债券给您的债主，承诺您会还钱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您有多少金矿，所以您要发行多少都行。”国家通过向银行借债进行战争，然后以金矿作为这些债券的价值。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浮士德的计划并不是十全十美，因为金矿与货币挂钩逐渐变得不灵活起来。1971年尼克松取消金本位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战争（越战、朝鲜战争）欠下大量的债务，而全球所知的金矿也都挖得七七八八了，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黄金价格上升，联邦政府的储备便相对地突然增加，足以支付它在世界各城市投下的400万吨炸药。这是不是真实原因，仍是今天不少经济学者、政策研究员在辩论的题目，但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因此而脱离危机是确定无疑的。这也开启了历史的新一页。
1971年取消金本位之后，整个债务系统（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庞大的会计系统）已不再是由黄金支撑，而是由军事来推动。美国在各地的军事活动成为了美元强势的支柱，从这点来看港币和美元挂钩其实也是一个军事活动下的产物。
另一方面从1968年开始发行的Visa以及Mastercard，将个人债务与整个银行/军事系统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今天我们可以见到“债务”或者“借贷”在盛行微信用（microcredit）的南亚已经成为了一种“人权”。这个庞大的债务系统其实也是一种ex nihilo，它什么时候会回归虚无？
乏味的经济史
要真正理解格雷伯的意图，我们必须回到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人类学家的身份。格雷伯认为这两种身份是一个绝妙的搭配，因为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可以告诉我们，其实所谓的“原始”部落有很复杂的社会结构，这些“原始”社会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例证：另一个社会的想象是可能的。但这些想象的材料通常在人类的“常识”中被忽略。
譬如在这本书的开头，格雷伯写到有一次他去西敏寺教堂，遇到一名反贫困律师，她斩钉截铁地说：“欠债当然要还！”这听起来像是常识的东西里面却问题重重。债务出现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有义务去还债呢？这也是《债务：首个五千年》这本书要提出来的问题，同时，对本文前面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战争与债务的关系这些甚少有人质疑的问题也有涉及。在这一点，格雷伯几乎是在响应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礼物经济”的学说。莫斯对格雷伯有很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几乎在格雷伯的每本书里，我们总可以与莫斯的幽灵相遇。我甚至认为其实这本书是在提倡以“礼物经济”去重新建立社区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读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会读到经济学是对于有限（scarcity）资源的管理，而经济的历史是由“以物易物”（Barter）开始的，然后出现了以贝壳、骨头做的货币，之后便有金属货币，再之后是银行、纸币等一系列“信用”工具。但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它是不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以资本主义的视角建构出来的呢？
莫斯在1925年发表的文章《礼物》里，质问这种“无意识的社会学”视角，并指出我们或者可以在民族志中重新发现另一段历史，以及另一种经济。在这些民族志里，“礼物经济”可以简单描述为：人们以部落的形式赠与礼物，而收到礼物的人则有义务要回赠。礼物赠与并不只是因为要显示慷慨（例如在婚礼、丧礼时的行为），而是如莫斯所说的“整体的社会现实”。这些大型的互赠节日叫Potlatch，有时候赠与并不只是出自友谊，有时是因为敌对——比赛谁可以赠与得多一点。所以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并没有财富的累积，那些勤劳捕鱼打猎的人只想最后将财富送出去。莫斯研究的问题是，到底人们赠与礼物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有义务回赠呢？
格雷伯指出“还债”这种道德义务有两个假想的源头：一个是宗教性的，亦即我们一出生便已负债，例如原罪；另一个则是世俗的，它源自现在被广为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的理论，斯密认为市场、金钱、私有财产是经济的基础，而它的起源是“以物易物”，在这个交易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所以债务的“相互性”便这样发生了，同时交易的驱动力也导致了分工。
格雷伯指出斯密想象的是一个几乎没有债务的乌托邦，在里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计算自己的利益来获取更大的善。但事实上，我们不曾见到一个朝九晚九辛劳的普通人在这个“市场”里能得到他应有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从很多民族志的研究来看，有些地方譬如格雷伯当年读博士时做田野考察的马达加斯加的一些部落便没有钱这个概念，而且并没有任何史料足以证明人类经济的起源是“以物易物”开始的。
所有关于债务（或经济）的起源都只是想象而已。把“以物易物”作为起点，其实只是一群中年的苏格兰男人根据当时的消费者信用想象出来的。“以物易物”的开始通常是部落或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也即是说交易者之间并没有任何亲密关系，都是见完一次便一生不再见的人。但在部落里，很明显没有真的“易物以物”这回事，因为人们都是互相熟悉的。譬如说A想要一对鞋子，他知道B有一对多余的，于是A的妻子便跟B的妻子说丈夫最近想买一对鞋子，过几天B便带着鞋子来探访，并坚持说这是礼物。再过一阵子，A可能便会路过B的家，带着刚收成的土豆，坚持说家里有些食物多了出来可以一起分享。斯密忽略的是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慷慨以及亲密的关系。问题是，既然这些都是想象了，我们也可以生产一种新的想象。
无政府主义对于格雷伯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伦理。格雷伯尝试指出早期的经济是一种“人类经济”（human economy），而不是现在的“商业经济”（commercial economy）。譬如说债务原本是无法计算的，例如说血债，一个杀人犯的“债”可能要持续几代；而救人一命的人，可以得到被救者几代人的敬颂。例如前文所引述的鞋子的故事，送鞋和送土豆不是对等的交换，而是一种复杂的社区关系。而钱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买卖的，钱所要表达的是它的不可量度性。
格雷伯强调的是共同体，也即是他说的“基准线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配合人的能力和需求而合作的团体，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运作很多时候都建基在这种共产主义之上（例如家庭）。也就是说市场不一定会逐渐削弱这种共产主义（如布劳岱尔所言市场有时也可能对抗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与政府将信用经济转变成为利益经济，将所有的道德网络变成非人化的交易。所以他们必须将任何自由的人变成劳工，也即所谓“平等”的生产者。
如格雷伯所言，如果说这个世界欠我们什么的话，便是欠我们一条条自由的生命。他的建议是，让我们抹去这些债务，重新来过吧。如果说当前盛行的经济理论的预设已经是一些想象性的东西，那这本书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重新想象一种或多种的社区经济？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中重新发现和发展“人类经济”甚至“礼物经济”？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和一些艺术家和思想界的朋友们如日本的“素人之乱”、中国香港的“活化厅”、韩国的“绿洲计划”、中国台湾的艺术家高俊宏等正尝试在东亚组织一个网络，重新思考如何在我们的历史以及传统中发掘另一种经济的可能。
原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Xu-Yu/2014_07_19_248016_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