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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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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
华生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定价:24.00元

  华生教授近年来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理论思考汇集成《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一书的出版,华生教授的文章,历来瞻高望远,引领潮流,思想深刻,创见迭出,而且文采飞扬,推理的结论往往给人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启迪和共鸣。一般读者觉得茅塞顿开,特别解渴,既是学习,又是享受。行内人读了往往有一种思想和智慧的震撼。关于这些业内业外多有评价,众口皆碑,我也无意再去添加什么溢美之辞。不过读完华生教授的这本书,我确实有两点关联的感想,愿与读者分享和交流。

  首先,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从1997年起,作者就从纷繁变幻的现象之中分离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产权关系这个中国股市的制度症结,但是作者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分析框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对股权分裂的真正制度成因,对非流通股场外协议转让性质的认识,对场内流通股股东化解股权分裂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对资产溢价和流通性溢价的区分,对采用公开竞价、通过市场化除权来达到各方共识的方案设计等等,都是作者在跟踪研究多年后才逐步明晰和揭示出来的。作者能够在破解全流通这个有人称之为诺贝尔级的难题上取得突破,自然与作者的理论功底和洞察力有关;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他能沉下去在一个专门领域长达六七年的思考、调查和钻研之故。

  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在顶级领域有基础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分,而且各自又有日益发展的专门化的学科和领域。以现在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一个人要同时在很多领域内都独具慧眼,发表的看法都具有真知灼见显然不太可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多年的政治挂帅和极左思潮的泛滥,经济学家资源极为稀缺,许多常识性的经济学道理都被搅得是非颠倒、混乱不堪。因此当时分科不细,大家齐心合力拨乱反正,是历史条件使然。但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要真正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没有专业领域的分工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经济学专家不深入研究专业问题,还在到处抛头露面,对不同领域的问题发表宏论,显然是不行的。

  其次,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经济研究、经济学家都会进入市场评价,有市场价值,这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形成正确的评价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和人才的国家,但八股文式的标准,并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而且堵塞了科学技术人才的进阶之路。中国在即使是计划经济时代也能在若干体育项目上夺取世界冠军,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引入了符合国际规则的人才选拔和评价标准。非商业化的理论研究,是一种开放式的信息交换平台,它节省了市场定价的交易成本。但为了推动理论和学科本身的发展,它也需要进行价值评价、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创新。任何科学和理论的研究,讲究的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的边际贡献。

  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匿名审稿制度、文献索引制度,以及严格按照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开创性贡献设立的各类奖项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就是为了公平确定这种边际贡献而形成的评价体系。坦率地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和学术规范尚未形成。这一方面是由于分科不细,跨领域的人太多,因而根本不清楚别人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什么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学术评价体系,因而良莠不分。这样就使理论研讨往往成为没有多少方向性进展而只是同一水平面上的各自各说,甚至借用改编,重新归纳,便成大作。当然这种情况多少也与中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大多是在应用经济学领域相关联。因为应用经济学的课题,往往不仅需要理论的阐述,而且需要实践的验证。尽管如此,尊重开创性的研究,客观地评价每个严肃的研究者的边际贡献,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仍然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在人们还普遍关注二级市场炒作、资金供求和政策变动这些现象层次时,华生教授在1998年初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论文就首次明确提出股权分裂的分析框架,指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产权关系不清是理解中国股市的制度症结。而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只是在若干年后,特别是到国有股减持讨论中才逐步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这不能不说他的研究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但是,如果我们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还更多参照身份、地位甚至曝光频率,而不是以开创性的研究以及能经过时间或实践检验的理论为尺度或标准,这就很难推动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也会对年轻人产生误导。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像华生教授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初,顺应产品市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开创性地提出双轨制增量渐进价格改革思路,并使其为政府所接受,亲眼看到了它在一个伟大国家中的实践和成功,是已经足够幸运了。

  十多年过后,华生教授不仅仍然不离理论前沿,又能率先提出股权分裂的观点和分析架构,提供了在逻辑上比产品市场更深入一步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思路,这确实是太难得了。我们已经看到,华生教授在六年多前独自提出中国股市股权分裂的分析框架,今天几乎成为业界和学界考察股市的共同视点和语言。所以,无论他所揭示的破解全流通之道能否再次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航标,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土壤能够更有利于作者特别是类似于作者的更年轻一代“奇才”的成长,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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