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在今天是一个令各国执政者都伤透脑筋的话题，即便在一些官员相对清廉、政府机构办事效率较高的发达国家，腐败仍然无法被根除。甚至于，这种在整个社会的局部、小范围内发生的病症，却总是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来加以诊断和治疗。因此，反腐败斗争这一全球性的课题的研究，就必然要仰赖全球经验的交流借鉴。在这方面，英国学者劳伦斯·科克罗夫特的新著《全球腐败：现代社会中的金钱、权力和道德》一书提供给我们一个示例。作者以大量生动的案例为基础，旨在阐明腐败问题在各国、各地区之间所具有的惊人的一致性，而反腐斗争想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尽快建立全球性的反腐合作框架。
在对腐败现象的观察中，作者似乎十分看重“非洲经验”，谈及尼日利亚、索马里、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好几个非洲国家的事例。而在这些国家，几乎都存在着跨国公司与国内特权阶层“合谋”的腐败模式。例如在尼日利亚，尽管奥巴桑乔政府总是以坚决的反腐姿态来维护其声誉，并赢得民众的支持，但由于作为支柱性产业的石油贸易给国内各个阶层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利益，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贩卖国有资源来维持正常的运转，所谓“反腐”也就根本无法落实。
因此，作者所提及的非洲或拉美、亚洲国家的事例，都不是孤立的个案，其共通之处在于，“腐败集团”总是在全球金融资本快速流动、贸易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全球化时代的腐败行为也总是产生于国际间复杂的政治、经济互动。
这一新兴的腐败现象鲜明地体现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苏联末期，腐败甚至已经成为政治生活合法而合理的一部分，只要腐败的程度不至于超出一定的限度，苏共政治局是默许其存在的。但是，这种有限的、尚可忍受的“受控腐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却逐渐转变为一种危险的“竞争腐败”。当1991年政府开始发起大规模国有资产私有化运动之后，这种“竞争腐败”全面爆发，以至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俄罗斯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国家赤字居高不下，难以为继。
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本身是错误的，更不能武断地将腐败的根源归结于全球化。然而，如果不能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腐败问题的发生，反腐斗争所射出的飞矢便有“脱靶”的可能。该书谈及的“腐败与全球变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全球变暖背后隐藏着碳排放权的争夺，而“碳排放权交易”的腐败行为则严重影响了“减碳”这一国际共识的达成。在应对全球变暖、消除“碳交易”腐败的问题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任一方的单方面行动，都无法阻止腐败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作者是“透明国际”（简称TI）的创建者之一。自1993年成立以来，“透明国际”这个全球最大的反腐NGO一直致力于推动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并每年发布一次“清廉指数”排行榜。不过，一些在排行榜上靠后的国家却不时质疑该组织的公正性，甚至认为它“拿谁的钱为谁说话”。而该书似乎也难以免除读者心中的这一疑虑实际上，书中所列的腐败案例几乎全部来自于亚非拉国家，这不免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腐败仅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而所谓“全球腐败”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
当然，作者并非没有论及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腐败中的作用。在他看来，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秘鲁、扎伊尔和印度尼西亚的严重腐败状况，正是源于冷战思维下西方国家对“反共”联盟的推进。在亚非拉国家大规模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力量介入其中，由于感到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美国政府十分乐意看到右翼势力掌控政权，于是，一批持“反苏”立场的政治家纷纷上台，并长期领导着政坛。相应的，这些政权所滋生的腐败问题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以至于在某些国家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全民腐败”，秘鲁的贝朗德政权、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和印尼的苏加诺政权，莫不如此。
那么，中国的腐败问题又如何？中国的腐败在全球视野中居于什么位置？应当承认，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反腐斗争的特殊性，因而书中所述的反腐经验未必都适用于当代中国（例如新加坡经验）。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出现的腐败问题，的确有着诸多“与国际接轨”的特征。实际上，新世纪中国的反腐斗争，和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已截然不同，和上世纪80年代的反“官倒”也有不小的差异，相较以往，中国的腐败问题日趋国际化，因而反腐斗争也就必须引入全球性的视角，从“全球腐败”的大背景中来改进反腐的制度与手段，这便是《全球腐败》一书给予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