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杂志2013年5月刊
1949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一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耶鲁学术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持反对意见。理由是米塞斯在移居美国后，找不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教职。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一统美国学术界，主张由政府干预和管制经济。在主流学术界看来，米塞斯倾毕生所学写就的这本经济学巨著太落伍了。然而，在一位学术委员的坚持下书还是出版了。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不合时宜又昂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热销一空，仅在出版后第一个月就加印了两次。时间证明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它深刻地影响了安·兰德、赫兹利特、罗斯巴德等一大批学者，带动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复兴，并且扩散到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时至今日，影响越来越大。《人的行动》无疑是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书之一。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以人为基础的市场
人类对市场现象的探索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敏锐的哲学家们就已发现市场的运行有内在的规律。到近代，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经济思想的积累，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亚当·斯密发现，人的自利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协调市场；李嘉图发现比较优势原理，证明国际贸易可以同时造福富国和穷国；欧洲经院哲学家们系统地研究货币和信贷问题；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现象，并试图用剩余价值学说来解释；门格尔开创奥地利经济学派，创造性地用主观价值论解决了困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钻石与水”悖论，他的学生庞巴维克发现利息是一种时间现象，并对剩余价值论提出质疑。所有这些努力，共同勾勒出一幅经济学的全景。然而，这些知识像一块块碎片，分散到生产、消费、分配、贸易、供求、价值、货币、周期、宏观等各个领域，彼此缺少联系，甚至互相冲突。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创造性地将所有经济学的知识整合在一起，经过去伪存真，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洞察力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科。在这本巨著里，市场不再是分散隔离的局部现象，而应是彼此密切联系、环环相扣的整体。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史无前例地将社会、政治、历史等学科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丰富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解。
米塞斯的方法，即体现在书名里——“人的行动”。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对于怎样研究人类社会，通常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完全不同，因此，不能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现象要放到历史文化、传统惯例中研究，常见的有人文经济学、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等等。第二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没有区别，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可以简化成数学公式。因此，人类社会可以适用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根据假设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拿到现实中去验证。今天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都是后者的代表。而米塞斯则开创了一门独特的研究方法，并称之为“行动学”（praxeology，又译“人类行为学”）。行动学综合了以上两种方法的长处：既考虑到人的独特性——人有意识，人的行为不能简化成数学公式，又认识到人类社会有客观、可以认知的规律。这种学说把“人在行动”作为无可置疑的前提，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方法——逻辑演绎法，以确保在研究中始终恪守该前提。
逻辑演绎法是一种古老的研究方法，几何学是其最典型的运用。逻辑演绎法以一个确定为真的公理为前提出发，用内省的演绎法探索公理的逻辑蕴含，一步步得出各个推论，即定理。每一个定理都像作为前提的公理一样可靠。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由人类逻辑思维的理性所确保。在米塞斯的行动学里，这个终极公理——一切经济和社会理论的起源，就是“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米塞斯爱举这样一个例子：火车站往往早上和晚上挤满了人，而其他时间却很空，这是为什么？要想解释这一现象，只有去考察人们的目的——早晚是上班高峰，大家要赶火车。
一旦公理确定，就可以推出其他定理，比如“行动说明人对现状不满，行动是要满足愿望——达到目的”“人能认识宇宙间普遍的因果关系，因此才会行动，因与果决定了手段和目的”“人总是会用自认为合适的手段，去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即人的理性”。然后，再引入现实世界的制约，比如“现实世界没有足够的手段满足人所有的目的，资源是稀缺的，因此，人要做取舍（经济一词的行动学含义）”“取舍意味着人要按目的的重要性（价值）排序，依序一个个满足愿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排序，彼此交换可以增进所有人的满足”。至此，米塞斯发现一切市场现象共有的本质特征——交换。所以，米氏经济学又称为交换学。正是理解到市场是以一个个真实的人为基础，是人在现实约束下选择、交换的网络，米塞斯才得以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解决一个又一个经济学难题和悖论。
契合人类社会实践的学说
米氏学说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其始终契合人类的社会实践。在《人的行动》里，经济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米塞斯继承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的传统 ，用行动学重新定义门格尔开创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米塞斯认为，只有意识到行动一定是由个人实施的，才有可能认识广泛的人类合作。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是否认集体行动的存在，而只是把集体、社会的行动作为广义人类行动的特例。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看，集体不能独立于个体而存在，一切社会行动都由个人的行动组成，一切历史事件也可以还原成个人行动。米塞斯以此展开以个人为原点的社会学研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在人的自利驱动下可以造福整个社会。而米塞斯走得更远，他认为自利是人类组成社会的根本原因。社会并不起源于某个统治者的命令，而是人在理性的指引下认识到，交换、分工和协作能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人们基于自利自发组成的。人之所以会遵守社会规则和惯例，也是因为那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米塞斯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将其推广到普遍的人际协作原理，以此论证劳动分工能带来普遍的物质繁荣；他又结合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论证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能够增加所有参与者的价值满足。这样，米塞斯在物质和价值两个层面上论证了“劳动分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石”。
既然每个人生来都不“平等”，人与人的性格、口味、喜好、能力各异，自然界的资源禀赋也千差万别，那么，劳动分工以什么标准、怎样进行？这就涉及《人的行动》全书的核心内容——经济计算。经济计算的问题说来话长，这里只能简要概述：自由市场上的自发交换形成商品、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这些价格可以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直观的参照，让人能够在满足目的的各种不同手段之间计算；价格让人既发现自己的优势，也了解别人的意愿，在追求自利的同时兼顾别人的满足。正是在价格的指引下，个人的理性形成社会的理性，人类社会才能组织大规模社会生产和协作，增进所有成员的福利。价格的具体形成机制很复杂，这里无法详述。需要强调的是，在价格的问题上，米塞斯的观点与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米塞斯坚持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认为价值本身是不可度量的，价值的高低只是主观满足的排列顺序，不能用数值来衡量。但是，通过人的行动，通过在现实制约下的市场交换，主观价值能以价格（交换比例）的方式反映出来，供市场参与者参考。因此，价格并不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而是反映相对稀缺度（即人的主观意愿相对于客观现实制约）的指标。此外，在米塞斯看来，价格的产生依赖于交换，而交换又以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和支配为前提。因此，以价格为基础的经济计算，是私有财产和市场的产物。米氏经济学里的市场，是指所有人类自发、自愿交换的网络，价格则是市场参与者协调意愿的工具。与此相反，主流经济学往往简单地把价格看作一种配置资源的技术工具，把市场当成一种提高效率的技术手段。
一旦理解了米塞斯的社会理论，他的政策主张也就容易理解了。在行动学看来,政府干预是强制命令，因此与市场上的自愿交换有本质区别。经济计算让市场参与者可以客观地计算得失，以寻求个人的最大满足；而政府干预是否真的帮到了它想帮助的人，却没有客观指标能参考。行动学应用到政治上，即成为一门分析政策及其结果的学问。米塞斯认同大卫·休谟的事实价值两分法。行动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其本身不能做出价值判断。经济科学作为行动学的分支，它永远不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它能做的是告诉人们，如果你想达到一定的目的，应该怎么做。经济学揭示一项政策带来的后果，让民众和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价值判断。在《人的行动》里，米塞斯站在功利主义的价值立场，为自由放任政策辩护。当然，这里的功利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主张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方法论个人主义拒绝一切人际间的效用加减，排斥社会效用的概念。米塞斯承认政府在遏制犯罪、保障自由和财产方面的作用。他的自由放任主张的实质，是让个人来决定他们想怎样参与社会分工，让消费者来决定企业家应该生产什么。米塞斯认为，人心的逻辑结构都是相同，因此每一个人都能领悟到经济学的原理。就像他在《人的行动》中所论证的，分工和社会协作是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暴力掠夺和强制干预可以以损害一部分人为代价，带给另一些人短期利益，但那终归不是长久之道。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米氏功利主义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观念，认为为长期利益考虑才是符合道德的。
在《人的行动》第30章里，米塞斯应用经济理论分析罗马帝国的衰亡。他发现，罗马帝国尽管缺少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制度基础，但在明君的统治下，已发展出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专业化经营，分工使得各个城市彼此依赖。然而，帝国连年征战，不得不用货币贬值来资助开销，货币贬值带来高通胀。统治者为压抑通胀，颁布严格的价格管制令，结果破坏了整个协作体系：农民种的粮食不能按市价销售，于是不得不停止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始在农场里自己制造手工业用具；城市里闹粮荒，人们逃出城市，回到农村自己种粮食。这时，再严苛的法令也无法阻止文明的崩溃。内乱加上外侵，导致帝国崩溃，大部分疆域退回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状态。当然，现代政治体制无法简单地与古罗马类比，不过，这个历史教训在今天仍有警世之用。
《人的行动》与中国颇有渊源。1976年，台湾学者夏道平的中译本首次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硕杰更是深受米塞斯经济思想影响，他用米塞斯的理论解释台湾经验，全面论述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另据香港出版人林行止透露，中国驻美大使曾于1989年专门索取《人的行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米塞斯的影响，虽然无从考证，但米氏行动学的普遍原理、经济政策及其后果的联系，在改革历程中有迹可寻。例如，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经济政策带来严重政治后果，导致改革进程一度中断。直到1992年后，执政者全面放开价格，放松其他管制，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初步建立。然而，时至今日，正确的观念似乎早已被不少官员遗忘，政府干预和GDP崇拜带来一系列后果——环境污染、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扭曲的投资结构，等等。今天，聆听米塞斯的教诲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政府和民众是否能够改变急功近利、只关注短期利益的观念？为了所有人的长远利益，政府应转变职能，减少直接干预，尽快推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私有财产、自由、公正、法治等等。那么，就像米塞斯的行动学原理所揭示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一定可以带来更持久的物质繁荣和精神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