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让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变得声名狼藉一样，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市场总是有效的，即便不能形成完美市场，也是最有效的，而公共部门（政府）低能又自大，因此需要为市场的自发运作创造良好条件，尽可能（最好全部）解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
但通过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人们看到的却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1980年代至2008年，美国金融领域一直在去监管化，刺激金融创新、带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涌动出空前的金融冒险，最终引爆出系统危机……因为“大而不能倒”，华尔街投行依靠美国政府施加援手幸存了下来。与之同时，许多学者、媒体人乃至普通民众都注意到，放松、解除监管的另一大后果就是环境恶化。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金融危机叠加出现，这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新特征。
新自由主义总能找到证据，哪怕是孤证，也要坚决反驳对市场缺陷的任何批评。仍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为例，一些笃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者坚称，危机的出现，就在于监管解除得还不够彻底，认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等监管机构在货币等方面政策的失误，激活了道德风险。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参与和干预，认为只有将之排除在外，才能形成所谓的完美市场，继而达到经济定理和理性最优。最近两年来，随着美国经济渐趋复苏，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又开始在全球盛行。
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简单化的意气批评，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将借此反过来对批评者开展道德抹黑），并且也因否定了这种经济学应用立场、意识形态的正面作用和历史意义，显得过于狭隘。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所知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对手，实际上要比新自由主义暴露出更多弱点，如果仅仅满足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对政府包办经济和社会事务历史教训视而不见，相反会帮助新自由主义的再度流行。
英国沃尔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经合组织专家顾问、牛津大学前社会学教授科林·克劳奇所著的《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一书，试图打破政府或市场、干预或放纵、凯恩斯主义或哈耶克主义（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非此即彼二元循环，在公正评价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找到这种偏执化的经济学理论思想、政策思路“不死”的奥秘。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之谜
在工业化国家整个近代历史阶段，乃至现代历史阶段的前半段，自由主义表现为主张经济自由者与主张社会自由者的共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业、金融垄断的出现，导致了自由主义者内部发生分裂，社会自由者倾向于对已探索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工业化国家政府提供支持，而经济自由者则向旧制度的保护者和法治缺失造就的垄断新贵靠拢。1929年大萧条以及此后的罗斯福新政，进一步造成了双方的分化。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以及后来以凯恩斯主义面世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其实并不是经济自由者所说的毫无效果、全是问题，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太好的效果。
凯恩斯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无法克服通胀压力，在这个弱点随着经济发展表露越来越明显的过程中，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开始取得优势。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不仅终结了越来越难以取得成效的刺激经济政策，而且还取消了政府或工会为保护工人做出的种种努力，要求将国有企业、公共服务单位实行私有化，分别迎合了企业家阶层、政府官员、投资者等方面的利益，更得益于此时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原先拥有很强行动能力的（制造业）工人阶级陷入了自然衰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近几十年来统治全球政策领域的理论体系，是符合逻辑的。
科林·克劳奇认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多项积极意义，其一，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提供了一定突破口，终结了服务效率低下的国企或政府附属单位垄断某些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的局面；其二，解决了大型复杂社会特有的政府行为集权化或孤立化的问题；其三，相比其他政治、经济理论体系，显示出较强的兼容性。从第三点不难看出，“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那些显得相对温和而非绝对化排除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一支。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缺陷
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当中可能出现分化，但不管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得温和与否，都坚称完美市场不仅完全可能存在，而且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科林·克劳奇认为，一个完美市场的存在，需要满足一切物品皆可被定价、进入市场无障碍且存在无数厂商和消费者、持续存在大量的交易愿望、市场参与者信息完全对称、经济和政治分离等五个条件，但这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理由在于，市场不能解决外部性，存在无法标价的商品，信息交易成本决定了信息不对称的绝对性，许多行业存在大量的且难以消除的进入壁垒并因此带来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丧失信心会阻止潜在的厂商和消费者进入市场，现实中存在重大信息障碍等。
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堪称最为善良也最不切实际的愿望，就是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让市场最充分的发挥调节作用。工业化国家过去几十年间实现的去监管化、去社会福利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富人利用资源支持驱动的政策调整，是金钱力量对民主程序的侵蚀。这也由此揭开科林·克劳奇在《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书中对企业控制市场，而非新自由主义者想象的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做法的描述。
二战后工业化国家普遍启动的福利国家建设，带来了公共服务失灵这一大新问题。新自由主义者为此开出的药方是推行私有化、对不能实施私有化的领域建立市场运作和绩效考核、私人供应商和承包商通过公共筹资体系与公共部门展开竞争、探索内部市场、使用企业标准对政府行为进行考核。不久前逝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政时，就相当完整的采用了上述政策方案，一定程度上让英国经济走出了低谷，但这种成效仍然是阶段性的，绝非撒切尔夫人的拥趸们所称的“治愈了英国病”。科林·克劳奇结合英国、美国等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方案的政策实践，分析指出，对公共服务失灵的市场化策略，其实也有诸多硬伤：在克服公共机构失灵或低效问题的同时，又再度触发了市场失灵；绩效考核导致了层级控制的强化；价格机制在所谓内部市场和公私部门竞争中作用有限；公共服务行业过度采用企业考核标准而偏重效率指标、忽略了服务质量。
新自由主义驱逐凯恩斯主义的同期，在英美等国，金融资本主义正在勃兴，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格局也在形成。这种情况下，被解除了绝大多数监管束缚的金融业，有着极强的冒险冲动去开展风险交易。当然，也可以说，金融体系变得如此复杂，即便旧式尽管不被废除，也很难满足实效监管的需要。凯恩斯主义留存下来的一个最大遗产却是，市场主体普遍相信，金融冒险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如果足够严重，最终政府将出面兜底，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能倒”。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凯恩斯主义最小化跟新自由主义最大化的结合，成为了加快市场风险积累及这种风险集中引爆速度的驱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