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作者：金雁 秦晖 出版：东方出版社 |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着重探讨苏俄道路从何而来。如果苏俄真正走的是马克思阶级发展阶段理论所指出的道路，应该不会发生上世纪的巨变。正如当时走上这条道路一样，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如果是后者，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这本关于俄国农民和农村的史学专著，基本解开了这一谜题。
在19世纪，俄罗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奴制、农村公社、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三位一体，加上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前近代俄国的总框架。俄罗斯的近代化改革，始自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1870年开始政府改革，1892年维特伯爵以交通大臣（之后是财政大臣）身份推动俄罗斯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仅用10年时间，俄罗斯工业产值便增加了两倍。亚历山大三世带着父亲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刺杀后的恐惧上台，宣布取消自1861年以后开始的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改革。1894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与落后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大量农民破产，社会矛盾激化。面对这些情况，尼古拉二世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继续推行其父亲的经济和政治路线，大力推进工业化，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他曾在1895年接见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代表时说过：“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怀的先父一样”。1906年斯托雷平出任首相，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1866年和1881年两次遭遇暗杀，俄国的改革进程随着亚历山大三世的上台而停滞，到了尼古拉二世甚至开始倒退。然而历史进程是不允许有人倒行逆施的，一旦启动只能稳健向前推进。过激和迟滞，都是极其危险的。1913年前后的俄国，经济繁荣在斯托雷平改革的推动下达到了革命前的顶点，然而社会结构变革是在以不公正的方式推进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时代的俄国出现了自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运动以来少有的平静。但是，特权进入了“市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日益处于内在的涣散状态。统治者的荒唐程度与内部的离心倾向，使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对自身的自律能力都削弱了。当时在圣彼得堡，“竟连区区几百个对政府有好感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政府对自己也没有好感，没有一个大臣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在斯托雷平时代“政治上沉睡的十年”里，一股无奈、愤懑、颓废与嫉世的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一个明显的指标是：酗酒率在1917年2月以前持续上升，而到二月革命爆发后，酗酒率急剧下降。
斯托雷平改革加剧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开始缄默，而在社会更底层，却在积聚不满情绪。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在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职业分类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俄国的政治反对派运动逐渐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
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宣泄的精神耐力。人们不仅感到了不公，“乱世心态”也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历史不允许假设，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适合这种经济的完备的社会结构。但是，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路径必须是公平公正的，斯托雷平式的改革尽管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却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既要竞争，就不能没有公正的规则，不能没有公民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起点平等”。由于斯托雷平改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的掠夺，结果骚乱四起，时任俄罗斯总理的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在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在不少地方，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俄罗斯有很多类似点。比如如何处理农民和农村问题。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一些地区甚至农民有了私产，这是促进社会稳定的正面因素。但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弃农进城问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激化了土地被政府强制征用的矛盾，仍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俄罗斯当时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这与中国改革初期的农村情况非常相似。
回顾俄罗斯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绝非万能灵药，改革和发展才是社会大趋势。在改革碰到挫折困难时，应以引导和疏通为主，强力压制只能使矛盾积聚并为暴力分子留下空隙。在改革过程中，不能靠制造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一旦内外危机同时加深，颠覆将随之而至。积极稳健推进改革，尽力消除激化矛盾的因素，是唯一正确的社会转型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