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让·雅克·卢梭出版了他那本名垂后世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深刻影响了人类世界的政治概念——“公意”。据卢梭自己的定义，公意在理论上是指公民们全体一致的决定，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很难发生，因此卢梭也认为，多数人的决定同样可以构成公意。尽管，卢梭的“公意”概念今天早已成为现代政府合法性和权力的重要理论来源，但对于这个概念的批评和质疑始终不绝于耳。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所谓“公意”，正是近二百五十年来一再发生的那些“多数人暴政”的理论根源。
事实上，1794年卢梭离世不久，西方世界就已出现了对“公意”的批判之声。被后世称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的贡斯当在18世纪末撰写的《论人民主权》中称，《社会契约论》是“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最为可怕的帮凶”；1898年，埃米尔·法盖在《18世纪》里则断言，卢梭提供的体系，是“暴政所能做到的最为精确和确切的组织”。从时代来看，法国大革命后期的血腥暴政，成了众人反思卢梭理论体系的重要背景。自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每次暴政的发生，在卢梭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公意”，都会被自由主义拿来批判一番。
诚然，卢梭的“公意”理论中蕴含着“致命”的局限性，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同时代的启蒙理论著作一起，孕育和塑造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现实。因此，当一个拥有局限的理论依旧在发挥着作用时，我们必须去为它寻找一个“边界”，借以框定出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大胆地引用和发挥这种理论，而哪些情况又不得不警惕这种理论可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伤害。这个“边界”在哪里？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和辨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新整理编制的这本《公意的边界》，正试图在这两个问题上寻找到答案。
作为“人文和社会”跨学科讲座的第二辑，《公意的边界》收录了国内十二位学者所作的十二场不同主题的讲座。这些讲座涵盖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从哲学到思想史，从政治学到社会学再到经济学，甚至还包括了人文和科学交叉的领域——中医和心理学。看上去，这十二场讲座包含的庞杂内容彼此间甚少关联，然而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大可将这十二场讲座归纳为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第一讲 “哲学之为穷理和哲学之为对话”、第三讲“走向演化的认识论”、第四讲“苏格兰启蒙学派VS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第九讲“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以及第十讲“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意义”都是在努力重新梳理我们拥有的思想资源；第二个层次，从第五讲“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到第八讲“经济成长的非经济基础”的连续四章，则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不同维度，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运作机理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个层次，第二讲“通识教育”、第十一讲“认识中医，树立新的健康观念”及第十二讲“行为决策中的认知与偏差”，则是在帮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从智识到身体上都健康的社会个体，以应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如此一梳理，编者在《公意的边界》中暗藏的那个脉络就很清晰了：从宏观的哲学和思想史，落到当下的现实世界，最后又回归到作为个体的个人本身。这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观察角度，似乎正是在提醒我们，要寻找到那个“公意的边界”，不仅需要从卢梭那一代思想者的理论著述重新出发，还需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还得问一句：我们是不是对这趟“寻找的旅途”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正如汪丁丁在序言里所提到的那样，“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
这样来看，寻找“公意的边界”就不仅仅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了，而且更是关系到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这也就要求我们拥有足够的耐心，正如当年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近代化转型中所做的那样，从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中去仔细勾勒出那条“边界”。也因此，我们才需要重新去认识苏格兰启蒙学派和法国的古典社会思想，也需要去理解“文件政治”这一特别的政治现象，更需要借助通识教育、中医、心理学等方面，让自己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
最后想说的是，我十分敬佩夏中义先生能坚定地跟随王元化老先生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那些敏锐而深刻的质疑，但却坚守反对急于全面否定卢梭的态度。毕竟，寻找“公意的边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致力建设一个“民主、平等、博爱”的幸福社会，而这个目标或者理想，不正是包括卢梭在内的那一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