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作者：乔治·阿克洛夫 罗伯特·席勒 出版：中信出版社 |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在写到席勒时如此描述：如果股票价格不能在数天或数周时间内被预测，那么，难道不是应该更难预测近几年来的股票价格吗？席勒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这一答案是否定的。他发现，股票价格的波动远远超过了公司的股息，而且，当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价格红利趋于下跌；而当股票价格下降的时候，股票红利却在上涨。显而易见，这一现象是反经济学常识的。
本书另一作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曾说过，“经济学对待理论就像法国厨师对待食物，要发展那些被不成文的规则所限制的因素成为有独特风格的模型。传统的法国烹饪不使用生鱼和海藻，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也不从心理学或社会学出发提出假说。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经济学模型自然成分的规则。”
两位经济学大家不愿受经济学常识思维束缚，于是独辟幽径，专注于动物精神的探究。所谓动物精神，“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人类经济决策的非理性。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先知”亚当·斯密当初“建模”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人们会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没有绝对化的市场，既然市场中有理性，那自然也就有非理性。既然理性可以成其为学问，那么非理性同样值得深究。当大多数经济学家将研究目光投向理性的篮筐时，原本堕入学者视野盲区的非理性研究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动物精神》中，两位经济学家从“信心、公平、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货币幻觉以及故事”五个不同方面阐述了动物精神的内涵，实际也是剖析过去乃至当前市场经济中“涉嫌”动物精神的主要表象。虽然这些表象并非传统经济研究的“理性人”原则主流，但这些表象到底会对市场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进一步引申，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些不怎么起眼的“苗头”，将市场危机消灭于萌芽诸如此类的问题，耐人寻味。
金融活动是研究动物精神现象绕不开的话题。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曾就人们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坏印象极力纠偏，指出“金融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离不开金融”。不过，与市场自由主义倡导者不同的是，席勒赞成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但监管主体不应是政府，而是社会组织。其实，如果放在我们的语境中，席勒的建议或许更有针对性，毕竟国内目前位居前列的金融机构均属国有，让政府左手监督右手，不可能奢望真就能顺应市场发展规律。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从房地产的角度阐释动物精神现象，或许更能令我们感同身受。席勒曾指出，“有一项对比16个国家的研究发现，1997年至2007年，负债增长最多的国家通常也是住房价格涨幅最大的国家”。尽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但我国房地产市场在数年宏观调控下，依然“神采飞扬”、“俊秀挺拔”。这里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虽然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人士直斥房地产存在泡沫，但私下里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又都持有富余的商品房。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众多，有一点无法否认的是，在国人心目中，房地产早就被异化为不受市场左右的“不动产”——理性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战胜感性的。这种有悖市场规律的信心，必然对市场理性产生非理性影响。
书本之外，席勒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的观点是，“从国际和历史水平来讲，中国房价显然是高估了，但是资产价格过高和泡沫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很可能高估的资产价格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泡沫不一定很快会破灭，他个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更多政策关注。”这其实间接表明，仅靠市场自动调节功能，并不足以令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市场中的非理性现象，我们不妨再从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角度进一步举证。《动物精神》的两位作者认为，“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根源于人类的本性，而这些本性历来都有强大的力量。人们还是那么在意公平，还是抵制不住腐败的诱惑，当别人的恶行被揭发出来后还是会憎恨，对通货膨胀也还是感到困惑，他们的思想还是受空洞的故事而非经济理性的支配”。
这段话虽然较理论化，但相信许多读者会倍感“亲切”。现实中此类现象人们见得太多了，许多人一方面对腐败现象痛恨得咬牙切齿，可另一方面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又本能地希望因为那些连自己都无法说服的理由，能获得特别待遇或特殊权益。久而久之，能够多占一点便宜，多积累一点社会关系资源，均会异化为一种地位和能力。原本应当共同遵守膜拜的公平规则，却被这样错综复杂的藤蔓交错缠绕。
对于理性现象，市场可以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但非理性现象却只能寄望于政府的调控。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世界，给了政府插手的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得我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在其中创造性地为更重大的利益服务。政府必须制定游戏的规则”。从这一角度看，席勒和阿克洛夫的非理性研究思想，实际上已经相当接近凯恩斯主义。
倘顺着这样的逻辑步步深入，我们或可进一步得出，在推崇理性市场规则下，非理性往往会成为影响市场波动的诱因，或者说是“苗头”。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理性更能得出理性的分析结果，非理性却习惯于参照效仿。问题也恰恰在此，当不按正常思路出牌的非理性行为尝到甜头，吃亏的现实必定诱惑或驱使更多人放弃理性，一旦非理性现象达到一定量的积累，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也就破壳而出。
一个市场是否理性，其“刚度”不外乎取决于两样，一是法治精神，二是道德文明。如果大家都按照既定规则参与经济活动，结论自然简单得多。问题是“人性的弱点比比皆是”，市场并不总是理性的，对于理性现象可以理性处置，然而对于非理性现象，现代经济学至今仍然缺乏应对办法。
关注市场中的动物精神，其实有点像自然科学界关注那些不曾为人注意的小众现象。关注不是目的，寻找预防和破解对策才是根本。对于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管理者而言，动物精神的客观存在告诫我们：在努力捍卫市场理性的同时，必须同时睁大另一只眼，特别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大多数、主流的理性市场表象，至而忽略了那些未来可能影响市场发展走向的某些非理性“苗头”。总之，只有当我们有了研判动物精神的敏感意识和能力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将市场危机化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