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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设计破解土地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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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房价飙升、农民工待遇问题、农村空心化、贫富悬殊、内需乏力、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困扰当今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难题。这其中,历史遗留、全新挑战、现实矛盾互相纠缠,错综复杂,又牵扯到经济、社会、民生、国计等诸多方面,实在可说是纷繁芜杂。不过,真正具备洞察力的明眼人,其实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看似无比复杂纠缠的许多问题,其实背后都与一个要素密切相关,那就是“土地”及其权利归属问题。而引发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正是当下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桎梏。华生无疑是这样的明眼人,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正是其以“土地问题”为核心,为中国实现成功转型,走出发展困局而做出的铮铮建言。

  说起本书作者华生,我也算是老读者了。在他先前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其实对城市化转型为主导的社会改革有颇多论述,而本书自可看成是这种思路的一脉相承,以及对“土地问题”核心的进一步深化论述。可以说,这一选题反映的正是华生把握问题的不凡功力。其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准、全、实”三个字。

  所谓“准”,就是能够找准根本原因,把握主要矛盾。这是华生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如上所述,如今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各方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而华生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制度问题实是这种种乱象的肇始。为何说土地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正是国家对土地的垄断造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隔离二元体制,从而引发出户籍歧视、农村衰落凋敝、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沦为弱势群体、贫富悬殊加大等系列问题。而政府对土地的随意支配,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地价,并造成土地饥渴,引发侵占耕地、强拆强迁、小产权房泛滥等众多公开矛盾,进一步加大贫富悬殊,阻碍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转型的迟缓又导致现代化进程受阻、生产力和消费力无法释放、内需拉动不足、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等系列后果。可以说,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无从谈起;而离开了对土地问题的探讨,中国的改革与转型也就只是空谈。

  所谓“全”,就是看待问题全面、综合,而不是片面、武断。土地问题,牵涉广泛,错综难解。对此若没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洞察,那就极易陷入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背离现实的错误中。而在本书中,华生所展现的全局视角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中围绕土地问题,既有对历史沿革,形成原因的探讨,如老三农问题、土地国有制度沿革问题等;也有对现实问题,当前政策的分析,如对土地增减挂钩、地票试验得失的说明;还不乏对欧美先发城市化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后发追赶国家成功城市化的制度借鉴和案例说明,以及学界对土地制度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可以说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全局兼顾,整体认识的开阔视野,也正是有了这种开阔视野,才能够具备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的能力。

  所谓“实”,自然是指务实的态度。作为机制设计的倡导者,这种“务实”无疑是华生个人主张的核心所在。全面洞察,准确把握,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要做到一个“实”字,首先就要讲究实效,避免空谈。可以说,随着土地问题渐成社会焦点,围绕其的不同观点争论也有许多。不同的学者也提出过不少“解决办法”。华生与他们的显著不同,就是摒弃空谈,探讨实际可行性。他并不像有些学者一样,对土地产权私有过度神圣化,以为一旦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困境就能迎刃而解,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某些学者的方案其实是纸上谈兵,缺乏现实可行性。他更以欧美国家的发展为例,指出即使土地私有,其所有权和开发权也是分离的。私人土地的规划开发,也一样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理论构建接受实践检验而不是脱离实际,是华生提倡的不二原则。

  务实最终便是要落到实处,这也正是机制设计的精髓所在。华生不是市场万能的信奉者,他不认为政府对此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而是要因势利导,主动对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束缚的户籍制度进行坚决改革,以推进社会进程。在书中最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实际的制度改革理念,倡导以合理的政策来破除政府垄断,调整利益格局,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帮助社会完成转型,进而消除贫富悬殊、房价高企、人地分离、分配不均、身份歧视等一系列问题,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从其远大蓝图和目标,足以体现华生的“务实”,绝非迁就现实,安于现状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怀揣理想的实干精神。也唯有具备了这份实干精神,理想才不会沦为空想。

  如何评价华生的观点与建言?应该说,作为一个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者,我本人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华生的观点并不能全盘接受,甚至在情在理都更偏向华生在书中有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方。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他对脱离现实,一厢情愿的理论的质疑是合理的,他对现实问题的考量是全面的。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决不能蜕变为主义之争、观点之争,否则有利无害。何况,华生虽强调国家的介入,但绝非要退回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局掌控的老路上。他反对政府对改革做巨细靡遗的规划,也认为这点实际上无法做到,而是认为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以明确目标引导改革前行。他并不排斥市场,甚至是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的。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但绝不能盲目私有化而导致经济寡头化,而是发挥自己在法制建设和二次分配上的积极作用。不过,作为“切蛋糕的人”,政府不能予取予夺,更不能为自身私利而任意妄为,而是要接受监督和制约。这种观点,无疑是令人服膺的。

  华生在书中明确提出,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经济发展或是GDP政绩。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农民土地,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变成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的城市化”,以“避免现已被广泛接受的城镇化口号被接过去演变为一场新圈地运动的灾难”。土地改革和现代化的根本,是为了人的进步和发展,是为了给予勤劳、智慧、创新的努力应得回报,而不是陷于土地资源的侵占和争夺。唯有如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源泉才不会枯竭。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应该作为决策制定者的最高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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