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政策中有进步作用的要大力提倡，对于你认为不恰当的要予以批评，并提出有益的意见
实习生 位宏如 记者 崔克亮
他被称为“大众经济学家”，“中国普及经济学第一人”。
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不能居庙堂之高，只有从学术的象牙塔走出来，为普通人所熟知，才能真正为现实生活服务。
他喜欢读书，包罗万象，甚至不放过“谈武论侠话经济”的机会。
他频频出入多所高校，给董事长和总裁等企业高管讲授经济学知识。
他就是梁小民。
青睐历史，服从调剂走上经济学之路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的求学和研究之路的？
梁小民：1962年我参加高考，是山西省的文科状元。我一开始报考的是北大历史系，当年北大在山西省计划招收三名学生，分别是历史系、中文系和经济系各一个，结果最后我被调剂到了经济系。刚入学时，对大学学习生活完全是懵懂的，因为中学时期我并没有接触过政治经济学，而且入学以后发现自己还是对历史学情有独钟，当时也有调换到历史系的想法。我读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31年初，吴晗写成《胡应麟年谱》，受到胡适的赏识，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我当时读了谈迁的《国榷》，于是也想通过编写一本《谈迁年谱》来调剂专业。但是最后发现实际上行不通。之后我开始学习经济学，由一无所知到慢慢接触，从不了解到了解，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对其产生了兴趣。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林场做了一名林业工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一教就是十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参加研究生考试，重新考入北大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北大当年解决教职工基本生活问题的能力不足。为了解决住房问题，1991年我调往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任教，直到2003年8月退休。退休时，尽管学校一再挽留，领导也一直在做我的工作，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退了，因为我是个喜欢自由的人，早就想过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了。退休后，我的生活只剩下了三件事：讲课讲学，写专栏，看书。此外，我还要到清华、浙大、厦大等5所院校讲课，要给好几家媒体写专栏，还要应邀去全国各地讲座，可以说比在学校时还忙。
经济学界的“流行歌手”
中国经济时报：与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您走的是一条向普通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的道路。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这条道路的？
梁小民：1994年，作为一名访问学者，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美国的高端经济学理论用的全是数学。而我数学基础不是特别好，很多数据模型看不懂。我意识到没有足够的数学功底，搞尖端研究这条路肯定行不通。我同时发现，在美国，通俗实用的经济理论普及读物特别有市场，一个经济事件，老百姓看到的只是新闻和现象，但经过大众经济学家的旁征博引，生动细致地分析，不同的读者会获得不同的体会。而且当时有很多大牌经济学家在写专栏，发表一些普及经济学知识的文章。我意识到经济学也可以这样写，加上我学的是文科，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知识可以帮我解释很多经济学问题。
我决定放弃前沿式的研究，转而从事经济学普及性工作，1995年回国后我便动手写了《美国回来不敢谈经济学》，此后相继出版了《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的开放》以及《经济学原理》（译著）等普及型大众经济学读物，同时相继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开设了《我读》、《我说》、《小民说话》等20多个专栏。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不务正业”的杂家
中国经济时报：您把经济学家的敏感融入到了武侠和寓言、历史、身边故事中，形成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流畅的独特写作风格。您的这种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梁小民：我一直认为经济学的原理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于一些事情，你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包括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比如说《红楼梦》，其中不仅有爱情故事，也有经济学的故事。在《红楼梦》中，探春积极寻求改革，但是为什么却以失败告终呢？主要原因在于基本的大框架没有改变，在原有的框架约束下，做出一些相应的改革，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总体上不能取得成功。从探春改革失败中看出，贾府不过是一个经济单位，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因此，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整体角度进行全面改革。
再比如，我比较爱好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就包含着许多经济学的道理。各个武侠门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颇像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竞争。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各派武功，分明是武林中各家“企业”的特色产品，自然也有垄断、创新、核心技术乃至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
我个人比较喜欢通俗的文风，希望用简单准确的语言去阐释经济学的相关原理，通过这种写作方式可以让普通大众更好地接受经济学知识。
经济学家的任务不在于当“喜鹊”，而是当“乌鸦”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危机引发过经济学家的危机，您也曾指责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真正的危机在于没有独立人格。在您看来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或有独立人格的经济学家？
梁小民：在我看来，不仅是经济学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经济学家信任危机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现实渊源：孔子倡导“学而优则仕”，许多经济学家积极地谋求仕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来换取个人名利，为一些特定利益服务。此外，这与当前的大环境也有关。在国外，经济学和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一样，是一种普通学问，经济学家也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职业。但在中国，经济学则被放到了显学的地位，经济学家充当了为人指点迷津的角色，其言论、预测当然广受重视。再加上国外经济学家对未来的预测完全出于自己的判断，几乎没有个人功利色彩，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则被公众称为“抬轿派”，种种抬轿当然有回报，而且还不低。
我这里强调的独立人格，并不是要求你始终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反对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政策中有进步作用的要大力提倡，对于你认为不恰当的要予以批评。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先生就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胡适不是作为政府的反对派出现的，但是又会对政府的一些行为提出批评，时刻坚持不加入国民党，不当政府官员，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经济学家的任务不在于当“喜鹊”，而是当“乌鸦”。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更应该是对政府不对的地方进行批评，批评对社会来说是有一种必要的警示。保持独立人格不是无原则地为政府做宣传，而是从自己的独立判断出发，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经济现象，提出具建设性的意见，以俾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并造福于普罗大众。
“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国学派”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有些经济学者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派，而一些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经济学是无国界的、普适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此您怎么看？
梁小民：其实，建立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国学派两者是有点区别的。首先，关于有无中国经济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通用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应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经济实践。其次，可不可以有中国经济学派呢？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虽然经济学原理是相同的，但其在各国的应用则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各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出发，来应用这些原理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学原理，但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它的有些原理就是不适用的。我认为，如果要建立中国经济学派，其主要任务就是将西方的经济学原理引进到中国来，运用这些经济学原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单纯说建立中国经济学，形成一套新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那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经典经济学专著”
中国经济时报：您翻译了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帕金的《经济学》等50余种专著，赢得众多读者的热捧。我国现在比较流行的经济学教材还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等，能否简要比较和评价一下这几本经济学名著？
梁小民：我最开始参与翻译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后才到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并且参与了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宏观经济学部分的翻译。我参与翻译的专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奥多·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现在该书已被收录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了。
谈到这些经济学名著，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不同经典。中国经济学人最早了解、也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它是第一次将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1948年首次出版，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现在已经出版到第19版了。这本书曾经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看来，尽管其每年都会修正一些旧的内容，增加新的内容，但总体上全书的体系已经过时了。帕金不是萨缪尔森那样的大腕级人物，他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教师，他的《经济学》，内容更为全面和深入。帕金在编写《经济学》时，采访了当代许多经济学大师，与他们纵论经济大事。他的《经济学》被许多名牌大学作为经济学首选教科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摆脱传统模式，它推翻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框架，实现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完美统一。但是这本书反对市场化、全球化，整体上来说偏左，在美国并没有特别流行。曼昆的《经济学》已经翻译到第六版，每一版都会做一些调整，比如去年出版的第六版，在宏观经济板块，增加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相关内容。该书有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案例、新闻摘录，可以让读者在学习中加深理解，并且保证该书内容与时俱进。
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点经济学
中国经济时报：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济学治学心得？请给经济学爱好者推荐几本入门读物。
梁小民：国外每个大学生都要学经济学，中国也应该是这样。经济学有三个方向，第一是跟踪当前世界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国内应该对国外研究动态有所了解；第二是用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第三就是把经济学普及给老百姓，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和了解经济学。这三块任务应该说都是很重要的，不同的人侧重于不同的任务。现在侧重于追踪经济学前沿的人其实并不多，做普及的人也不多。
经济学入门可以选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或者是我写的《经济学是什么》。在了解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你可以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书籍。比如说对改革感兴趣，我给你推荐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凯恩斯主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主张要埋葬凯恩斯主义，但凯恩斯主义在发展经济、摆脱经济危机上也曾起到过显著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凯恩斯主义的脉搏依然强劲，对此您怎么看？
梁小民：我个人并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对摆脱经济危机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拿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来说，很多人认为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走出衰退。实际上，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主要是因为二战的爆发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状况。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其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引起了美国70年代的滞胀，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刺激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起源。市场经济需要有政府，但凯恩斯主义神化了政府，给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凯恩斯本人也许只把这种干预作为应急之策，但历届政府却把这种干预无限扩大了。
我之所以主张埋葬凯恩斯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太多这一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埋葬不了的。一方面，这是政治上的需要。有些经济问题不用政府调节也可以解决，但时间会很长。这就好比感冒，不吃药会好，但是康复过程可能会久点。政府为了短期取得效果，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采取刺激经济的方式来摆脱危机。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之所以不仅埋葬不了，而且蔚为大观，就在于它迎合了某些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需要。凯恩斯本人也是官员。政府官员需要凯恩斯主义提供用权力来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从现实政治来看，任何官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下，官员都在追求业绩，希望在自己当政时期有良好的政绩，留下好的官声。能否获得好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所以，政府官员平时都希望用各种手段刺激经济，在经济危机时期，就更要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抢救经济，而不管长期的后果如何。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主义不可能被完全埋葬。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式政府干预的弊端。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功，但主张国家干预是过。不过罪不在他。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合理的”不是说存在的东西一定正确，而是说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的”。
减税是一场制度性革命
中国经济时报：近期，在中国开征遗产税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您怎么看待中国人的税负状况？应不应该增加房产税、遗产税？您对税费改革有何建议？
梁小民：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税负是非常重的，之前网上有这种说法，中国的税负仅次于法国，排名全球第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应该说并不高，低于发达国家的税收。但是有两类税收比较高，一种是间接税，居民承受的更大税负是包括在商品价格中的各种隐形税，居民感觉不到，但每时每刻都在缴纳。另一种是企业税，也很重。中国还有无法统计的各种合法（多由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和不合法的非税收费。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70%以上。
我个人反对征收房产税，在国外叫财产税。因为，在中国，房产本就不是个人财产，只有70年使用期，对只有使用权的东西怎么可以征税？真要征也行，你先把房产所有权给人家。对于遗产税，我的观点是高税率，税率应该在50%以上。开征遗产税，不但可以鼓励富人的孩子奋斗，也可以调节收入分配。遗产税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开征消费品税是个趋势，国家把税含在商品里，纳税人消费的时候征收，这样不仅征收起来简单，征收成本也低。
税收改革，根本在于减税。国民收入增加的根本途径还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不过在短短几年间要从根本上改变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状况，并不容易，现实的有效方法还是减税。而减税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支出。我们的政府要办各种显示大国风范的豪华国际赛事，要拨巨资修建或有效益或无效益的高铁、机场，各地政府还要兴办种种有益或无益的政绩工程，政府的“三公”支出难以大幅度减少，甚至还要高速增加，作为为政府财政筹资的税务总局，不增加税收，又有什么办法呢？减少税收要以控制政府支出为基础。没有支出的减少，减税仍然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减税并不难，难的是控制政府支出。让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各级政府变得勤俭节约，这也是一场革命。这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改变，而且要加强人大与媒体的监督。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突破制度瓶颈
中国经济时报：除刚才谈及的财税改革外，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应如何取得新突破？
梁小民：国企改革牵扯面广，利益纠缠特别复杂，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它和政府结合在一起，靠政府的权力赚钱，而且依靠特权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最关键行业。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是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董事会，对企业运营进行决策，而现在国有企业的一切都是国资委管着，董事会就是国资委任命的，这怎么能独立运营呢？要减少政府干预，政府要从企业管理中彻底退出，使国企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而不是一个行政单位。
收入分配改革旨在实现收入分配公正。分配平等包括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就是给所有人平等竞争的权利，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结果平等就是收入平等。认识这两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关键。收入差距应取决于个体对经济的贡献，而不是其他因素，比如受贿等隐形收入。正是贪污受贿等权力寻租活动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平等绝不是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含义有二：一是让有能力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获得高收入。对这种高收入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同时，能力差的人的基本生活应该得到保证。二是缩小收入差距，使之保持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这就要扩大中产阶级。
土地制度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所有权明晰。
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可以适当控制人口数量，其他地区都应该放开，允许公民自由流动。
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在国内，鼓励发展各类银行，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国际上，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