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以乡土为主，这代表很多人的看法。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却持不同的观点。他在著作《中国都市史》中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正与此相反，在中国历史上，都市的存在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看，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本书中，他一改以往的都市史研究多从行政的侧面探讨都城到县城功能的研究路径，聚焦于经济活动与民众文化，梳理中国都市的历史体系，并详细剖析了汉口、宁波、上海、佛山等几大都市的前世今生。作者对市场体系和社会组织的关注贯穿始终，呈现出一部区别于“行政都市史”的“经济和社会都市史”。
尽管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是由农业文明主导，然而城市却在文明进程处于重要地位，北方黄河流域，长安、洛阳、开封都是最著名的都市，围绕这些古都，历史上留下很多传说和故事。尤其是长安，乃中国古代都市的集大成，“大明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然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摧毁，原汁原味的古城已经凤毛麟角。今天，如果你在西安看到古城墙万分惊叹，那显然是低估了古代长安的气派与恢弘。然而自宋以后，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加快，一座座都市纷纷崛起。
中国古代都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杂乱”，官府、民宅、商铺、作坊乃至农田、菜地、河流混杂在一起，房屋建筑没有合理的规划和功能区分，这和欧洲古代城市相比尤为不同。宋朝画家张择端的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就是这种杂乱都市的一个鲜明写照。此外，古代都市中经商或打工的外来人口，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类似今天。书中，作者指出，19世纪汉口的一半人口是外地人，且以徽商居多。再如19世纪的杭州，木匠、木雕、家居、药材业被宁波人把持，钱庄、酒业、兑换被绍兴人垄断，茶叶、针织物、盐、当铺和旅馆被安徽人控制。外来人在一个城市成功扎根后，就会把原来老家的亲人、朋友、乡党都带出来来“闯天下”。传统的中国人有着极强的宗族、帮派观念，在城市里，有很多的不同的行会和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城市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调节功能。
今天的武汉是一个城市联合体，由汉口、汉阳、武昌三城组成。清朝之前，这三座城市各自发展，尤其是汉口，从明朝的一个小镇逐步发展，到民国初年已经成为中国四大城市之一。作者认为：由于汉口地处汉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致使汉口成为全国商品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在水路交通运输为主的时代，汉口占尽了天时地利。即便是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时代，武汉依然是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基地，经济实力雄厚。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的发展步伐趋缓。当前，武汉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三镇大兴土木，形成了一个尘土飞扬、噪音不止的“大工地”。
上海是中国都市史绕不过的地方，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基本上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上海走向现代化之路，与清朝倡导的“洋务运动”有密切联系。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陆续有外国人前来上海定居，并陆陆续续地修建街道、民房、商店、旅馆、银行、工厂等，最后形成洋派十足的“上海外滩”。清末上海外滩内外，汽船、电报、电灯、铁道等现代化的“玩意儿”已经普及，如此都市胜景，堪与伦敦、巴黎等西方大都市媲美。自大力开发浦东后，上海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并且高楼遍地，海陆空交通繁忙，工商业再次领先全国。目前，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面临巨大生态压力和人口激增带来的住房、交通、就业、医疗、教育压力，未来若不妥善处理这些矛盾，上海要成为世界一流都市则面临阻力。
阅读本书不难发现，都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扮演着主角，大都市是工商业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鸦片战争之前，都市繁盛于大河、大江之畔，当现代化进程提速后，都市的地域分布呈多元趋势。当前，中国步入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很多地方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将城市与城市进行整合，相互抱团打造城市集群。对此，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建设都市，如果不有效地处理好贫富悬殊、环境治理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社会问题，都市走得太远，最后伤得太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