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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尔德 出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中国改革进入了艰难的爬坡阶段，官方的说法是进入了深水区。过去十余年来，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改革的体认差异在逐渐扩大。在资产持有者那里，处处是外露于公共政策的机锋和套利，而在法治和社会创新领域，则显得格外沉闷。吴敬琏老先生认为，改革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同时推进法治化、民主化。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还很不完善，充其量只能叫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不断增强。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能力，但吴敬琏老先生认为，这种状况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迟迟难以转变；二是政府对市场和价格的管控导致了权力寻租。所以，他主张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名教授罗伯特·希勒则着重提出，降低不平等程度非常重要。他认为，平等是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进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不平等程度升高了。未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而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对于社会的不平等特别敏感，反应非常强烈，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以迎接可能到来的贫富差距再扩大的挑战。他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应尽早编制一种不平等现象的指数，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税收制度。希勒教授似乎并不反对政府权力的强化，例如，他就支持法国总统奥朗德征收“富人税”——企业须为员工超过100万欧元的年收入缴纳75%的税；他还认为，政府可以领导金融的民主化——让人们广泛参与金融市场以降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十几年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中国改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是社会改革，其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原来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而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能建立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现在的社会改革其实是在“还债”。过去，我们混淆了经济与社会的界限，把市场原则用到了社会领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恶果，例如，原来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医疗和教育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变成了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已使得社会矛盾变得很尖锐，再不改革，稳定可能出现问题。之前滥用市场原则的所谓改革造成的后果不能不认真清算，同时要重申社会改革的原则，抵制社会市场化的倾向。
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优先、最重要的标准。这促使人们将正义作为改革的目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正义的根基在于制度的公平和合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让最不幸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根据传统的理解，正义是使有才能的人充分发挥，使弱势群体得到关怀。大家都渴望正义，分歧在于对正义的内容和如何实现正义的认识。因此，我们要通过比较开放平等的对话，允许各种意见充分交流，推动共识的形成。
由这四位名家的访谈，似乎可以归纳出改革的这样四个目标：进一步市场化，降低不平等程度，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使社会更加正义。应该说，这四个目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国人对于中国改革的期盼。即使将改革仅仅限定在经济体制的范围内，这些目标也是成立的。郑永年先生将保障划到社会改革的范畴，但实质上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改革，无一不牵涉经济体制。
王尔德在采访中经常提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如果上述四个目标能在改革中同时实现，那么，改革共识还是能够形成的。问题在于，这些目标相互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向一个目标的推进可能会不利于另一个目标的实现，这主要体现为进一步市场化与其他三个目标的冲突：市场化使强者更强，这会不利于平等；市场化要求减少政府干预，这会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市场化在抑制权贵优势的同时，强化了资本的优势，未必会使社会更加正义。
这四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冲突，实在就是一个很“古老”问题——效率与公平冲突——的深化。在过往三十多年年的改革进程中，对效率目标的追求压倒了对公平目标的追求。但在如今不平等、无保障、非正义的状况已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市场化目标继续压倒其他三大目标，人们就会提出质疑，改革的共识就没有可能形成，改革的推进将遭遇重重阻力。因此，如何协调这四大目标，将是改革决策者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是一种协调，争取把进一步市场化与增强政府能力结合起来。只是具体如何实现，还须由实践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