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艾玛·罗斯柴尔德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03月
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而言，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并不是个熟悉的名字。实际上，出生于英国伦敦的艾玛不仅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英格兰最为显赫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一员。她曾写过多部历史和经济思想史著作，由于国内对于艾玛的介绍并不多见，这本《经济情操论》汉译本的出版或许正好弥补了一点缺憾。
《经济情操论》主要以启蒙时期两位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和孔多塞的著作为例，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经济思想放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法律以及哲学争论的背景中来考察，其关注的争论议题在当今依然存在。对法国大革命，孔多塞强调的是其理性、普世的启蒙意义，而亚当·斯密只强调简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启蒙意义——“保守”式启蒙观。但是，两位哲学家都专注于商业规制方面的相似细节，都关注经济的情操，都频繁提及“贸易自由”、“贸易自主”和“自然的自由”，都对经济规律以及普遍不确定的政治政策感兴趣，都对作为讨论过程和解放过程的经济生活充满兴趣。因此，艾玛认为，“重新解读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也相当于发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在21世纪徐徐展开的画卷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这个世界由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重建所定义，也由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与政治保守主义的联盟所定义。而建立在反对18世纪90年代暴力革命的基础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艾玛的解读中，当下世人依然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后的“阴影”或新世界之中：不再心怀对革命的恐惧，政治制度比19世纪和20世纪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无限贸易的说辞更不受质疑。但古老的、已失去了普遍意义的18世纪晚期的田园牧歌式的政治、经济思想却又重新变得熟悉起来。在当今这个商业社会中，人们对无止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骚乱的想象力更能感同身受。但在18世纪晚期，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商业自由化的后果。而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其经济思想的努力，将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今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经济情操论》第五章“血腥而看不见的手”堪称是全书的精华。众所周知，“看不见的手”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被视为亚当·斯密经济学思想的主题。艾玛却毫不避讳地指出，亚当·斯密本人其实对“看不见的手”持不同的观点，甚至持讥讽乃至怀疑的态度。按艾玛的记叙，亚当·斯密曾分别在三个十分不同的场合使用了术语“看不见的手”。
在亚当·斯密的《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中第一次使用“看不见的手”时明显是带讥讽性的。他谈论多神论社会中人们的轻信，这些人认为诸如打雷与风暴等“大自然的无规律事件”是由“智慧但无形的存在——神、鬼、巫婆、精灵、仙人”决定的。他们不把神的支持归到“日常可见的事物”：“由于自身性质的自然规律，重物下降，而较轻的物质上升；宙斯的看不见的手从未用在那些事物上。”
第二次使用“看不见的手”，见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而且在亚当·斯密在对这部著作的后续修改过程中这种使用保持不变。此处他用了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讥讽，形容一些使人尤其不愉快的富裕者，他们不关心人道或者公正，仅仅在“他们天生的自私与贪婪”的驱使下去追求满足“他们自己的虚荣和贪得无厌的欲望”。然后，他们的确雇佣了上千贫穷的工人们来生产奢侈品：“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来推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并未打算这样，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亚当·斯密第三次使用“看不见的手”，是在《国富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章中。他强烈反对限制进口，反对支持这种限制的商人和制造商，他们形成了“一支过快膨胀的常备军”，“在许多场合威胁立法机关”。他说道，国内垄断对某一行业有利，但是对“整体的工业社会”不利。不过，如果没有任何进口限制，商人出于“他自己的保障”的考虑将仍然会倾向于支持国内产业。因此，他会促进“社会的”利益：“与许多其他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实现一个并非是他本意的目标”。
复原这些细节，展现了艾玛对史料的娴熟运用能力，但更重要的则是其背后的阐释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将那些看起来十分零碎的史料组织起来。据艾玛的研究推断，亚当·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态度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每一次都是相似的，而且都是讽刺的。因此，艾玛坦言：“亚当·斯密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对待过‘看不见的手’”，我们“最好将‘看不见的手’理解为亚当·斯密一个有温和讽刺意义的玩笑”。
换句话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既非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也不是指价格机制，而是描述在国内和国外贸易利润均等的情况（前提是没有垄断的竞争），商人追求自利才可能促进国内的社会利益。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20世纪之前，有关亚当·斯密思想的评论，绝少引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到了20世纪初，学者和公众对“看不见的手”还是十分陌生的。
艾玛还发现，亚当·斯密喜欢“看不见的手”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使用会带来美学上的欢欣，即这可能是亚当·斯密行文中一个挖苦性的修辞。如此看来，亚当·斯密因为修辞而进入“看不见的手”的思考，并进而寻求经济学这个十分技术性的工具来帮助解答生活目的和生活手段之关系问题的思想轨迹就异常清晰了。基于此，艾玛富有洞见地指出，如果亚当·斯密确实认真地从正面使用这一词语，那么这个词语和他最深刻的信仰，即个人的情操和责任，以及个人意志的重要性等，就有了直接的冲突。
由此，艾玛特别强调，我们应当置身于另一个特定的、更为熟悉的“看不见的手”的时代：如在《麦克白》中普罗维登斯的“血腥而看不见的手”，或在伏尔泰的《俄狄浦斯》中拒绝了不幸的英雄并在他的头上不停盘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来理解这一思想。换句话说，“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文学中有固定的用法，指涉的是一种对人类有毁灭性的、可怕的、不可知的力量。比如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就是被“看不见的手”所支配。可见，“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往往带有“血淋淋”的味道。由此，作者意味深长地提醒众人：20世纪的人们喜欢使用“看不见的手”来讨论个人自利行为对社会意想不到的贡献，但是个人行为也可能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毁灭性后果，俄狄浦斯就是一例。类似的观念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也在亚当·斯密作品中得到讨论。当20世纪的经济学家在讨论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带来的社会影响时，对这一可能性却避而不谈。作者这一冷静的提醒，澄清了20世纪最流行的谬误，即在排除任何道德内涵的条件下，把“看不见的手”解释成万能的市场经济规则。
颇为难得的是，艾玛还从另一个维度警示人们：包括亚当·斯密、孔多塞等思想家们在内的最终的深刻关切，其实在于如何改变大众情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贸易”、“增加国家的财富”等，仅仅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思想家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全新的世界里，人民是自由而幸福的，不再受到政府或者其他权威，不论公或私的支配，从而能实现更高的善。”在经济学影响更为广泛的当下，这样的反思是必要而且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