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21世纪的资本论》的出版，如同一枚掷向社会的重磅炸弹，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平均在市场经济里正在拉大，且有加速的趋势。这和一直以来经济学者们的乐观估计大相径庭。从库兹涅茨开创有系统地采集和分析国民经济数据以来，人们深信不疑的是，如果市场得以健康运转，在没有政府管制和其他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贫富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逆转，分配的悬殊会收敛，社会能分享经济成长的结果，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皮克提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贫富悬殊曾有实质性的收敛。的确是事实。例如大家熟知的从1870年代开始，也就是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美国出现了洛克菲勒、卡耐基、范德比尔特等一批富豪寡头，贫富差距开始出现巨大的差距。1917年俄国革命，尤其是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即使巨富们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会给自己培植掘墓人，做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妥协，特别是二战之后。据此皮克提认为，这些财富不平衡的收敛主要是两次大战带来的，而不是正常市场运作常态下的结果。
贫富差距的收敛在1970年代就停滞了。取而代之的是崇尚市场无误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潮盛行，他们挑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任由市场无拘束地运作，效率和效果要好得多。当时正是我们出国求学之初的1980年代，这个思潮的影响非常大。中国也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遭到唾弃，知识界全面拥抱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的价值观。
但是到了眼下的境况，这个钟摆是不是该回摆？是不是到了21世纪，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是那么单纯？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质疑，变得不那么确信，皮克提是其中走到了前沿的一位。
研究者们，包括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开始调整他们的认知。例如，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都认为贫富分化扩大的趋势非常明显，纯靠市场已无法妥善解决，他们甚至相信，市场本身也是问题的一个真正根源。皮克提的这本书，明目张胆地指出了这个趋势，并大胆提出问题的新解决途径。
皮克提用了大量数据，这方面的争议即使有也不是主要的（他自己承认数据的精确可靠和周延性可以商榷），争议最大的还在他的结论。皮克提试图回答的挑战，是在分配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假如有必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竟能否回头？
从市场的运行规律来讲，公平竞争得出的结果，就可能是社会财富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急剧积聚，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则远远滞后。另一方面，基于民主的体制安排，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大纠正。如果大多数选民不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认为贫富悬殊有失公平，肯定会用政治杠杆来加以干预，对社会的稳定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欧美的发达经济体，美国许多明达之士对此忧虑，认为这样的趋势任其延续，结局将很糟糕。
作者的逻辑其实很简单的。他分析了两个基本规律：一，若一国的储蓄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用钱来赚钱，即财富型收入扩张的速度会大大超过劳动型收入。
第二，在一个稳定体系中，财富型收入比率等于储蓄率s除以经济年增长率g。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年回报率总是大于经济年增长率。即r>g。美国财富型收入的回报率r达5-7%，而欧美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通常只有3%以下。也就是说r＞g，s＞g，这说明财富型收入远远高于劳动型收入，且敞口越来越大。
而且，财富资本的拥有量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代际继承。套句流行话，各国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实质上已进入了一个“拼爹”的快速通道。
更要命的一点，在我看来，作者还没有充分强调中产阶级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细看劳动型收入，有技术含量的知识劳务收入和用简单劳作的体力劳务收入的明显分野。技术白领和“金领”的收入在劳动型收入里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集中的表现，是诸如美国这样发达经济里中产阶级的沦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分化十分严重，同样是劳务收入，完成和不能完成大学教育的两个群体之间，劳务收入差别非常明显；而完成了四年大学教育或以上的，又以在名校（譬如常青藤学校）毕业的所谓精英分子的收入远远领先中产阶级，极为不均衡，“赢家通吃”的局面在正在形成。（参阅孙涤《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一文——观察者网注）
总之，美国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野越来越厉害了，因此说，美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也类似），不在于它的经济是增长了1.1% 或是2.9%，而是谁拿走了“奶酪”。毕竟，人们生产无非为了消费，谁生产并不重要，谁消费了生产的成果是为关键。
这就带出了下面的问题。就在二、三十年前，世界各国还经常用GNP（而不是用GDP）来统计国民经济的成果。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关注的是哪国的国民拥有经济生产的成果，而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关注的则是经济生产是在哪个国家生产出来的。在资本全球流动畅行的时代，美国的很多产能，比如可口可乐、苹果都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而利润理应是美国人的，但用GDP的统计方法，这些美国企业的产值计入到中国的账本里去了。中国庞大的出口，有很大部分（甚至过半）是在华的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出来的，虽然雇佣许多中国人，解决了不少就业，但是所得的利润——生产经营的最根本的目的——迟早要拿回去，即便暂时存放在中国。因此可以说，GDP的统计口径掩盖了分配不平衡的现状；如果用GNP来计算，美国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会更显著。
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在社会学中屡屡提到，可是在经济学中却常被屏蔽。为什么？提起一国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会集中在总量的增速，譬如7%或8%，而忽略这些成果和收益是如何在不同人群之间分配的。然而就个体而言，重要的是“我”的收入有什么变化。人们通常关心的，是自己的饼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即便国家的大饼在增长，而“我”的份额若出现明显萎缩，就会出问题。要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处于这种状况，就会引起一个社会动荡，起码是个大隐患。皮克提的书旨在揭示的这个趋势，是否越来越突出，不加以干预是否会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从而成为颠覆社会秩序的动因？是大家讨论之所以激烈的核心。争论的焦点，是市场竞争之后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onal justice）推至过度，会不会蜕变成为再分配的非正义（re-distributional injustice）？
皮克提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用公权力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平衡，对顶级富人家庭课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对美国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美金的人起征边际税率高达80%的所得税。历史上施行过的累进所得税率，在欧美发达国家直到1970年代曾经超过90%。在美国，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过96%。但是扼杀性的高税率效果并不好，对有效投资、风险承担、创新发明都起到了遏制影响，最终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增长受阻，穷人的生计并没如预想的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个历史的严重教训，也是里根、撒切尔代表的保守政治运动之所以勃兴、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场无误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动力。
皮克提的解决方案并没有什么创见，可以说是了无新意，更主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可操作性很低。民主制度在公共政策的取舍上，名义上是一人一票，似乎人人可以发出同等的声音。其实，富人拥有了财富，拥有了财富为杠杆可以撬动的许多机制，控制诸如信息、传媒、组织、教育等等，在观念的制造、诠释和传播之下，其影响力是他们的人数所不可比拟的强而有力。故此，连皮克提自己都承认，他对方案的实施并没抱多大的希望。
棘手的难题，是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能充分开动创造革新的生产引擎，又能保持社会的平稳和人们对公平的期待，积极展望发挥各自的潜能？我以为，这恐怕要在财富的代际转移上寻找答案。
不可否认，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在全社会总是少数，让这个群体得到充分的激励，得以施展其智慧、创见、热忱，担当风险和经营的长才，整个社会都能获益。但是，给予创造力的个人终其一生有扬名立万的机会，并不表示他们所扬的“名”，尤其是他们所立的“万”，将由他们的后代自动继承。
遗传的规律极其复杂，迄今为止我们丝毫不能确保有创造力者的子女不是平庸的。聚集的巨额财富若是过多地让他们的后代继承，不但会迅速腐败其子女，而且无益于生产力的持续涌流和社会持续公平稳定。因此，政府强制的高额税率应该在遗产——财富的代际转移上做文章。而所得的税款大部分应投入到教育和技能培训，以便发掘新一轮的创造种子，拖曳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如果说仰仗公权力的分配正义果真能在“抑富济贫”奏效，这或许是一条“正道”。
在这方面，我倾向于相信，以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数据来测度分配悬殊的状况，还嫌粗糙。进一步细化数据，我们将发觉，社会最富有的1%，0.1%，甚至0.01%，即万分之一的“万户侯”的财富，来源更值得关切。如果那类巨额财富是靠遗产继承来的，而不是靠创新和拼搏，靠自己的努力赚取来的，它们之所以成为政府权威来进行再分配的对象，在政治上要可行得多。这也将为市场竞争新一轮博弈的健康开展，平坦机遇，广泛激发全社会的创新能力，提供公义的基地。
（观察者网高艳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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