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2月出版。
钱穆：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浸润在金融行业中，饱读经济学书籍无数，尤其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早前阅读政经学者刘军宁的《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别有一番味道，于是当一代史学鸿儒钱穆老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之时，便义无反顾地收于囊中。
经济史的写作难题
昔日读文科的中学生，对于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几乎人手一册。从头到尾翻一遍，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便了然于胸，顿觉受益匪浅也。
经济史或者经济学思想史，一直都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学问。理由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正式开始，这也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晚近的科学，属于学科历史比较短暂的思想谱系。
但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其实早已绵延几千年，作为经济的历史，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甚至一直都是有据可查的。因此，如何在绵长的经济史和比较晚近的经济思想史之间，找到一种学术方法的均衡感，就成为经济史写作的一个难题。
《中国经济史》源于授课
而中国经济，在世界史上是重要一页，古代如此，于今亦然。
中国之经济活动，随皇朝兴替、人口迁徙、交通改善而不断演变。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历史，便能对照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效的，可以借鉴，运用于今日之商业社会；失败的，可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钱穆老先生曾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介绍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对朝代兴亡之关联。
实际上，此次出版的《中国经济史》，就是以上述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虽然隔靴搔痒，但通读一遍仍然能够体会到大家深厚的学识。
班固首创《食货志》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意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通典·食货典》与《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纵横古今，兼顾通观与微观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所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三百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
所谓"横"，则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之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熟悉典籍，剪辑史料功力不俗
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他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
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地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予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于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通史之才"更具大视野
钱穆老先生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
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
例如，他讲井田制，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老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褊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
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这也正是其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