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名著《第三波》，以及戴蒙德的近作《民主的精神》，对民主在一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节节胜利做出了精彩论述。然而，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也并非一往直前的线性发展。伴随民主化进程的，始终存在另一股暗流，即民主体制的崩溃。在亨廷顿那里，三波民主化伴随着两次民主化的回潮；在戴蒙德那里，民主化虽然高歌猛进，种种民主体制的崩溃的现象，在1974-2006年期间，全球共发生了20次。无论亨廷顿还是戴蒙德，均未对民主体制崩溃的原因作出详细研究和解释。在这方面，林茨、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以及相关著作《论拉美的民主》、《印度民主的成功》等等，提供了部分解释和答案。而复旦大学政治系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则是中国学者为数不多的原创性研究之一，本书对于民主体制的崩溃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选民冲突与向心式民主
在本书中，包刚升试图系统解释民主体制崩溃的原因和机制，其主要观点是，“高度的选民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体制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作为比较政治领域的原创性实证研究，作者选择了四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案例：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崩溃；1960年-1966年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时期，族群冲突导致的民主困境；1973年阶级冲突导致智利民主政体的失败；印度民主的奇迹和宪法制度。
形成政治危机的原因通常有两个：一、政治冲突———通常表现为两个或数个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政治对抗，而这种对抗的产生，是因为社会或不同选民集团存在严重的政治分裂。二、民主政体下国家或政府没有能力去缓和、平息或解决这种严重的政治冲突。显然，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助于塑造政府能力，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会削弱政府能力。在民主政体下，一旦选民高度分裂，就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如果政府能力不足，民主政体无力缓解这种政治冲突，政治危机将持续恶化，民主政体就会崩溃。
在导致政治冲突的起因中，选民的政治分裂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20世纪不同民主国家的政治分裂主要可分四种：阶级分裂、宗教分裂、族群分裂和地区分裂。在民主政体下，下层阶级对于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要求，可能会引起上层阶级的强烈反对，这是很多民主国家政治冲突的主因。在世俗化程度较低，宗教复杂多言格的国家，宗教问题和宗教分裂对民主政体的负面影响较大。而比较容易发生宗教冲突的地区，宗教分裂主要分三种：一是政教关系之争，主要发生于虔诚信教者与其他选民之间。前者总是希望宗教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政教合一，而其他选民则坚决反对。二是信仰不同宗教选民之间的冲突。三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政治分裂。而族群分裂主要是因为不同族群集团的选民之间产生的政治分裂，它通常说明国家建设或国家构建的过程尚未充分完成。地区分裂经常与族群、宗教、语言等政治分裂交织在一起。
在研究中，包刚升引入了萨托利的概念：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进行适度政治合作、有利于塑造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为向心型民主政体；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进行过度政治对抗、不利于塑造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为离心式民主政体。在选举制度上，简单多数制有利于塑造稳定的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则会形成党派林立的局面，容易产生离心效应。在政府组织形式上，总统制埋藏着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对抗的隐患，而议会制则避免了这一直接的政治冲突，而且有利于不同政党结为政治联盟，鼓励政治家进行更多的政治合作，这为政治体系提供了更多的向心激励。
论据充分，说服力强
作为一部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专著，包刚升遵循了“论从史出”的原则，这使得他的论证充分有力。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德国失业人口剧增，从1928年的不到100万增加到1932年的600多万。代表各个选民阶层利益的政党，就整体改革克服财政问题，政治分裂越来越明显。不断爆发的暴力事件，显示魏玛选民高度的政治分裂。而魏玛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以及半总统制的政府形式都是离心式的。比例代表制导致了碎片化的政党制度，政府稳定性降低。这给了纳粹党可乘之机。最终，希特勒上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被终结。而战后的联邦德国吸取了先前的教训，采取了混合选举制度，以及议会制。两者强化了政治制度的向心效应，巩固了民主政体。
1960年独立的尼日利亚，由于地区性的经济差异和族群冲突，导致重大政治议题具有强烈的冲突色彩，而非共识。其政党的族群色彩鲜明，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整合力量。高度的选民族群分裂，以及离心式的制度安排，导致了民主体制的难以为继。1966年，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民治体制，此后一直是军人统治的独裁政体。到1996年，尼日利亚原来的四大地区，变成了36个州。1999年尼日利亚军政府还政于民，1999年的宪法规定，总统除了要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票或相对多数票之外，还必须在至少三分之二的州获得不少于25%的选票。这防止出现来自少数重要地区或主导族群的大量选票就决定总统的后果，激励总统候选人及政党必须在全国多数地区寻求政治认同。但是，尼日利亚采取的总统制，仍有可能引发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选民高度政治分裂的情形未得到改善。
而智利民主政体的失败，主要是由于1970年上台的总统阿连德所引发。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上台后，为了迎合下层阶级要求，推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引发了上层阶级与中层阶级不满。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以武力颠覆了阿连德政府，长达41年的民主政体就此终结，直到1990年才重新建立。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治理维持了多党制局面，属于离心式极化政党体制。政党之间不仅高度竞争，而且出现严重的政治极化。不到10%的上层阶级，大约15%的中层阶级，与超过75%的下层阶级有着高度的政治分裂。阿连德上台后，明确表示要“通过民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他加速了土地再分配和农业改革，铜矿和大型企业的国有化，以及收入的再分配和全面的经济干预。而选举制度的比例代表制和政府形式的总统制，都削弱了政府能力最终导致了民主政体的失败。
与前三个例子不同的是，印度则是一个民主政体成功的案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府形式都呈现出高度的向心型特征。它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追求国家认同，采取中间选民立场，以及进行更多的政治合作。这些都有助于印度民主的稳定。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下，权力安排的制度明显偏向于中央。印度沿袭英国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议会制的政府形式，使得政府更为稳定。迄今为止，民主已经内化于印度政治精英的观念之中，而投票已经成为印度普通公民的政治习惯。
商榷
智利的个案是体制之变
在我看来，本书提供的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只是，在包刚升提供的四个案例中，智利的案例似乎超出了民主政体的范围。以阿连德1970年后实施的激进政策来看，政府强行没收民营企业实行国有化，大幅提高下层阶级的社会保障和国家补贴。号召工人武力接管工厂和企业，鼓动农民占领庄园主的庄园，这些激进措施已经超过了社会改革的范围，也超出了民主转型的议题，而是国家性质的改变。阿连德要把智利从资本主义体制变成社会主义体制，他以牺牲中上层阶级的利益来取悦于下层阶级。这种措施必然引发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和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其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峙。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固然有这一大的世界格局为背景，但不容否认的是，阿连德的激进政策造成罢工频发，政治暴力盛行，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国营企业效率低下，没有创新能力的痼疾，显然无法为阿连德的做法提供有力的支持。
另外，包刚升在本书112- 115页，对于国家能力这一概念做了简要解释。但是，作者所引用的学者观点及区分仍然很模糊，并且没有与国家权力区分开来。对此，学者李强在《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一文中，引入了迈克尔·曼的研究：
迈可·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 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 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
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可·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即属于此类。
李强还指出，王绍光、胡鞍钢“未能从理论上厘清国家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混淆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包刚升在书中引用的，恰恰是王、胡遭到李强批评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读完《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后可以确定，作者引用的“国家能力”这一概念，很大一部分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在有些国家，国家能力较弱，恰恰是国家权力过大所导致。
尽管如此，《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其解释框架也有着相当普遍的适用范围。近期面世的叶麒麟著作《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探讨的是与包刚升同样的问题。作者以乌克兰与泰国为例说明，政党政治的脆弱与制度化程度低下，造成了两国的民主政体不稳定。然而通读全书，作者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犹如隔靴搔痒。如果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与理论，则极具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