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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华人企业为何难做到基业长青

  《狐狸与狼:企业管理的个性与群性》是台湾地区“交通部政务次长”、台湾中山大学企管系教授叶匡时所著的一本随笔集。全书收录了叶匡时过去几年内发表在台湾《经济日报》、《工商时报》及《天下》杂志的一些随笔文章,经重新梳理,按八个主题列出,探讨营商理念、辨析管理误区。这八个主题包括组织文化、管理教育、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定位、管理、领导及企业领导者与公共政策的互动。

  叶匡时教授拥有台湾大学政治学学士、德拉瓦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组织理论博士的学历背景,多年来一直从事管理研究工作。他曾参与创建两家台湾最大的在线网络旅游公司,还担任台湾两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经营管理实务也并不陌生。

  全书开篇第一个主题是 “组织文化”,其中的多篇文章辨析了台资企业在这方面的惯有做法及误区。在叶匡时教授看来,台资企业或者说华人社会中的民企,有许多都不能很好体现经营透明度,并维护员工的隐私权——这来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组织文化传统,领导不愿意透明,留给下属“天威难测”的姿态,部属做任何事都需揣测上意。如此一来,上下关系就带有了控制与依附色彩,领导者会关注部属的忠诚,也会在意部属的生活,以防后者对其不忠。实际上,公司管理越透明,公与私的分际就会越清楚,不但员工隐私、思想自由等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领导者也不必陷入权术治理的沉重负荷之中。

  华人企业的又一大特点在于,企业领导者偏好关系式管理,通过掌握“原谅”权来体现权威。叶匡时教授在《原谅容易,同意难》一文中提到,管理上“请求原谅”和“请求同意”是两个不同的机制,前者界定在人际关系、领导威权中,而后者则属于决策程序中的法治化规范。许多华人企业的老板没有按程序办事的意识,在部属前来请示时不表明意见,而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原谅”部属,这就是将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的人治作风,自然不能保障企业的长治久安。

  在书中,叶匡时教授也深刻反思了美式管理教育及其实践存在的误区。在他看来,管理学应该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但这个领域流行的理论依据却多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假定员工都自私贪婪、企业为此必须严加防范或以配股制度锁定其行为,显然有所悖谬。他认为,管理学研究应该突破经济学教条、病态心理学束缚,多发展人性光明面,以正面心理学推动企业与员工建立互信。

  在另一篇《教而不行,不如不教》的文章里,叶匡时教授指出,教育训练必须与制度改革相配套,否则很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负面问题,他以华人企业热衷组织全员学习GE前CEO杰克·韦尔奇为例指出,“假定是一名中高层主管,他在了解韦尔奇的管理之道后,发现自己的主管与韦尔奇相去如此之远,他究竟会‘向上管理’,‘诱导’他的主管向韦尔奇学习呢?还是可能开始看不起他的主管,想要另择明君? ”同样,“如果学习者是一家公司的最高主管,他努力学习韦尔奇的管理方式,将员工强制分等,并实施严格的淘汰制度,但是,他却忘了韦尔奇发放高额绩效奖金给表现良好的员工的做法,也忽视了韦尔奇愿意花很多时间教导员工的事实。于是,学习韦尔奇的结果将是人心惶惶,士气低落。 ”

  华人企业尤其是台资企业强于演进式的流程创新而不擅长其他类型的创新,《狐狸与狼:企业管理的个性与群性》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探讨。叶匡时教授分析指出,其他类型的创新所需要的高额研发与设计资源、自由平等及容许犯错的管理体系,在华人企业中非常少见,华人企业通常不能容忍研发等方面创新涉及的太多不确定、不稳定,而总是期望通过严密管理将企业各方面功能、流程运作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很显然,这只能产生管理控制严谨的机械式组织,以及大批量的创意不足、踏实有余的员工队伍,很难为想象力与创造力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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